四、尼克松谈“台湾议题”
　　待到尼克松访华时，他的总统身份注定会提升所有会谈议题的权威性。 尼克松深知“台湾议题”对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所以，在他与周恩来首次秘密会谈中，主动在台湾议题上表态，阐明了美方的五原则：（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将避免提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2）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活动；（3）会在能力范围内劝阻(discourage)日本势力进驻台湾，并劝阻日本不要支持台湾独立运动；（4）将支持任何可能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办法，将不支持台湾政府借军事方法，反攻大陆的任何企图；（5）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
　　需要指出的是，尼克松的此番表述是对中国作出的私下“承诺”，既不可以载入《上海公报》，也不能作为公开的官方意见发表。尼克松担心中方怀疑这些表述的真正效力，进而解释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将说什么，而是我们将对此做什么。如我昨天所说，我以往的记录表明，一旦确定了政策的发展方向，我做的总是比说的多”。其言外之意，就是希望中方不要迫使他在台湾议题上作出公开的表态，也不要将以上的表述公开。
　　但双方在台湾议题上的侧重点仍存在分歧。中方强调解决台湾议题的关键，是实现祖国统一；而美方强调的是从台湾撤军。为显示美方在台湾议题上的诚意，尼克松着重谈将如何分步骤从台湾撤军的问题，并再次保证：不会阻挠台湾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未撤军前，会阻止日本军队开进台湾；不支持活跃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台独”运动。每当中方提出要求解决台湾归属问题时,尼克松就会强调华盛顿若在台湾议题上有较大举动和言论，将引起美国国内左派和右派的关注，并有可能遭到极右派、左派亲苏势力、亲印势力以及亲日势力的反对。这将不利于他连任,不利于中美关系改善的大方向。尼克松承诺：“如果我赢得这次大选，那么，我就有5年的时间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传（1898-1976）》下卷，第1860页。尼克松希望中美双方在台湾议题上的话语表述应该遵循的原则是：“既能满足总理要求，也能避免为那些反对派提供一个结成联盟、反对我们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任何动议，并指责美国总统造访北京是出卖台湾的机会”。美方在台湾议题上的“模糊”原则，势必导致《上海公报》中有关台湾议题的表述将是一个艰难的起草过程。尽管周恩来强调“台湾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是我们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台湾议题的解决得等一段时间”。

　  五、起草《上海公报》的谈判
　　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公开访华时，在10月24日起，双方就起草《上海公报》进行了五次会谈。魏史言：《尼克松总统访华》，《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64页。周恩来提出可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毛泽东也同意“各说各的”原则。《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0～491页。
　　周恩来认为美方应就台湾议题作出如下明确表态：“(1)美国‘承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坚持只有一个中国’；（2）美国支持中国人民自己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内部事务；（3）美不开展或不支持任何旨在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或制造‘两个中国’的行为；（4）美国将从台湾撤军；（5）针对‘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必须选择合适的话语表述。”中方的立场体现了解决“台湾议题”所应具有的层次性，即：台湾的地位和归属是第一位的。美方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强调“台湾议题是中国的内政”，尽管可以允许美国以“美国承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坚持只有一个中国”这种方式表述。其次，台湾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是实现两岸统一。最后，美国要从台湾撤军。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中美双方分别派出乔冠华与基辛格负责起草《上海公报》。乔冠华曾回忆说：“在北京进行的5天磋商中，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台湾议题上，我们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没用多少时间，因为台湾议题确实是我们之间的关键问题。”“台湾议题”之所以成为公报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因为中方要美国就台湾的地位、归属和从台湾撤军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表述，而美国则希望用“模棱两可”的话语搪塞过去。这种态度上的根本差异是造成十几次修改草稿的主要原因。但双方最后之所以能达成一致，是因为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美方不得不接受中国有关台湾地位和归属的表述，即：“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立场不持异议”。一旦美国承认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才在美国从台湾撤军问题上做出让步--没有设定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最后时刻表，也没有在《上海公报》中提及《美台共同防务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