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手法是曲解伍德科克在这次会谈中的意图：“伍德科克不敢接邓（反对军售）的话头。他只是听着。伍德科克不打算把总统关于军售的立场再摆上桌面，卡特9月时已经提过。那么做是要坏大事的（That would be a deal breaker）。伍德科克觉得自己这样做才是正确的。”伍德科克不提军售是为了搁置这一问题，先达成建交协议。而泰勒则暗示读者，伍德科克在用计谋，试图瞒过邓小平，为总统悄悄保留军售权，使其今后不受协议的限制。

　　第三个手法是为所谓邓小平接受布热津斯基主张一说，安排了以下戏剧性的情节：邓小平听了伍德科克奉布热津斯基之命的表述后，先是勃然失态，大发雷霆，接着软下来，不知所措，竟向对方求助，询问“你说该怎么办”，继而又听伍德科克好言相劝，最后无奈地接受了美方的意见。写到这儿，泰勒仍然不忘添加细节：“伍德科克说完后，邓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耸了耸肩，摊开双手，只吐出一个字，‘好’”。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邓小平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

　　第四个手法是偷换概念，把搁置争议说成各自保留权利。“争议”是指美国坚持对台军售，认为拥有这一权利，而中方则反对美国这一行为，也不承认美国拥有这种权利。“搁置”是指把这一争议放到正常化之后再来解决，决不意味着中国同意美国在正常化后有对台军售的权利。12月15日伍德科克奉白宫指示求见邓小平，是为了说明，美国将在条约期满后恢复军售。而泰勒则把白宫指示偷换成要求中国理解和同意美国有权继续军售。由于邓小平反对军售的基本事实无法否认，泰勒便为邓小平添加了这样一句话：“这位中国领导人说他保留再回到军售议题上的权利”，以此暗示邓小平实际上承认美国也保留了军售的对等权利。

　　最后一个手法是杜撰邓小平要求美方确保军售秘密实施的故事。泰勒说，这是邓小平为减少被迫接受军售造成的损失而提出的要求。为使读者相信，他竟把这一观点描写成邓小平自己的话。接下来的对话、引语、情节等的描写很长，却没有指明资料来源。一直写到这个要求传回美国，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政府不可能同意“秘密”对台军售时，泰勒才勉强提供了一个注释。

　　原来，他只有一个材料来源，即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谈话的备忘录。时间是1978年12月15日（美国时间），建交公报发表前若干小时。且看备忘录的内容：“布热津斯基说，关系正常化后公开讨论对台军售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政府在‘被提问时’将发表一个声明：正常化之后对台军售仍将继续，中国不赞成这一行为，但是双方仍然同意关系正常化。应将这一立场迅速通知邓小平，以免刚宣布完关系正常化，美中之间就爆发公开的争论。”

　　一切真相大白。原来，布热津斯基这里讲的不是泰勒臆造的军售能否秘密进行，而是公报发表时美国政府如何回答记者议员关于军售问题的提问。他要求柴泽民把美方意见立即反馈给中国政府。前面提到，头天伍德科克曾就这一问题询问过邓小平。现在，双方互通消息仅仅是为了在宣布联合公报时能够做得漂亮。

　　就这么一条资料，还是用英文记录的，泰勒把它演义成了什么？不懂母语呵，还是别有用心？

　　范机说，“伍德科克的叙述，同卡特此次的讲话是互相印证的。将两者联合起来，邓小平在售武问题上的最后让步，是没有丝毫疑问的。”

　　我们看到，卡特讲话及其日记存在误译，受到歪曲；所谓伍德科克的回忆，根本就是泰勒编造的谎言。

　　四、正确评价中美建交和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1999年是中国主权受挑战国家安全受威胁的一年。这一年，李登辉打出了“两国论”的台独旗帜。美国则乘科索沃战争之淫威，在“民运”组织大搞“六四”十周年反共活动的呼应下，轰炸中国大使馆，向台湾出售大宗的先进武器，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涉台修正案”，扬言要把台湾纳入战区反导体系，大有改变对华政策之势。

　　泰勒的《长城》是为追随这股历史逆流而作的。它传播了以下理念，美国对台军售，进而对台湾的保护，可以在中美建交时达成的有关协议中找到国际法依据。虽然此前美国有人动过类似念头，拿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英文版中“acknowledge”一词说事儿，但不成气候。泰勒另辟蹊径，通过编造历史来使人们相信这种说法。应当说，他的书在海外和境内都有一定市场，而不只是有人恶意利用和发挥。

　　1999年9月12日，香港《亚洲周刊》发表题为《改写历史的采访》的文章，称《长城》透露了一个“内幕”，美国“把邓小平骗到最后一刻”，使中方“受骗上当”。[11]国内有些研究中美建交史的学者，不明真相，面对美国的逼迫和中国的一时被动，也沉不住气，常常引用这本书的所谓史料，认为邓小平在中美建交问题上存在失误：当时不应搁置争议，授人口实，而应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不留后患。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对中美谈判是一厢情愿，对遗留的军售问题和台湾前景的估计又过于消极，对邓小平的评价也很不公正。

　　首先，台湾问题不同于香港回归。在中美谈判中，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方面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而军事力量又弱于对方。这个现实决定了我们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后来中英谈判那样的单方面的完胜，只能用局部的让步换取最大利益。

　　其次，坚持军售是美国的底线，也是卡特政府说服国会的重要理由。我方如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某种让步，就会丧失关系正常化的一次重要机遇。这不仅不利于“一条线”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也不利于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

　　第三，搁置军售没有丧失原则，更没有束缚我们的手脚。邓小平已把话讲到了头里：“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后来又说，“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在中国坚持自己有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作出让步，同意与中国建交，与中国搁置军售同意与美建交，是相互制衡的。再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军售问题也不是中美建交后才有的。早在解放战争爆发时，美国就已把支持中国抗日的援助用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对台军售只是延续了美国一贯的霸权做法。中美建交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意味着我们以后没有能力和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军售，中国的立场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正如美援没有挽救国民党政权垮台一样，军售也不能阻挡台湾回归，最多只能为和平统一添置一些障碍。

　　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在中美建交中的决策非常及时、英明，既解决了当时的紧迫问题，又照顾了以后的长远利益。实际上正是因为中美建交，我们才可能通过国际组织和双边条约夯实一个中国的国际法基础，才可能通过改革开放缩短中美之间的差距，改变两岸的力量对比。

　　（载《第八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