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建构（1949-1965）》评介

　　从历史中观照现实，在现卖中回望历史。刘宏的新著《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建构（1949-1965）》（英文）给予读者的感受便是如此。人们或许会奇怪，在冷战结束20多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作者会选择冷战初期（1949—1965）这样一个特定的阶段来解析在帝国主义包围下两个新生共和国的交往史。这其中的缘由，既有学术层面的逻辑推进，亦有现实层面的问题意识，二者结合构成本书交织的主线——在中国和东南亚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探讨中国形象和中国道路的变迁与意义。

　　作者所谓的“中国—东南亚学”(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是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接触区”作为分析的起点，解构和阐述亚洲次区域之间的互动模式及其对民族国家内部进程的影响。这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分析框架，用于系统地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互动的动力、进程和后果。这种研究不仅注重货物、资本、信息和人口的双向交流，而且注重这些互动关系如何产生新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格局及其对国内、区域和全球的影响。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建构(1949-1965)》，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全书分三大部分八个章节以及印尼62位主要的中国观察者（包括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和传媒人士）的简历附录—他们是印尼中国形象的重要建构者。全书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着中国形象、中国隐喻和中国道路及其与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印尼国家建设的关系来论述。换言之，苏加诺和他同时代的印尼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如何把中国作为印尼国家建设的范本，一度是印尼不同政治倾向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主题。此中涉及的不仅是两个新生共和国如何在冷战形势下基于共同身份，求同存异、日趋团结的示范，而且也是两个民族主义国家如何互为激励、寻求亚非和平的互动过程。

　　整项研究中，作者以1949年为起始，简略回溯了此前印尼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突出并重点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印尼的中国观，特别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惊人的”经济成长，以及中国社会发展中人民所享有的社会公平。所有这一切，都给予印尼不同层面以启示、鼓舞和震撼。全书围绕当代地区关系特定历史阶段内人物、观念的互动和影响，还原中国形象之于印尼的意义，以及印尼华人之于两国关系微妙而复杂的衬托作用。

　　众所周知，苏加诺非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是反共的，但政治理想的不同没有影响他向中国学习的热情。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推崇，超越了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研究体系、结构和行为者，需要关注目的、可能和影响行为的文化和信仰，那么刘宏的新著恰恰是这样一份研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建构，不仅提供了1949—1965年中国和印尼关系互动背景中的知识、权力、种族和外交关系相互影响的全面解释，而且从跨国主义的视角阐释了三个核心问题：首先，印尼流行的中国形象是什么？本土的中国解释和再解释是如何叙述的？其次，为何中国隐喻——把想象的外国投射到本土的知识和政治环境中——成为印尼自我构想的核心，以及自我批评和重新发现的原因？再次，中国隐喻如何结合到印尼的国内政治和文化中，影响了后殖民的变迁，印尼华人的命运以及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全书透过1949-1965年间中国和印尼关系的关键变迁、中国和印尼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的互相支持、协调行动，说明了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所谓“北京—雅加达轴心”亲密关系的基本脉络、文化渊源和思想底蕴。

　　该书促使人们反思当今中国热、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的地区影响、中国和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软权力”的历史表现、中国的亚洲政策、万隆会议和中国的亚洲身份（或融入亚洲）以及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中国政策，并追问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北京共识）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是否比华盛顿共识更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已经发生结构性的变迁。中国的发展道路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是否会影响今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形象的相互投射是否会影响中国现代性的重塑以及东南亚关系的再建？历史需要时间去证明，现实需要想象去推动。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