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现代化的速度在全世界的大国中是最快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无数好处，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比30年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这也得到国际社会多数人的肯定。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本问题。这个成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环境的成本，二是自然环境的成本。也就是说，这两种环境遭到了过快的改变甚至破坏。

　  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时，大家都会提到，在人均收入1000-3000美元时，往往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所表现。主要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所引起的新的社会矛盾。高速度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而新的社会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近30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和国家政策的原因，呈现出两个阶段性变化，即前20年与内地差距拉大时期和近1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

　  政府的发展战略是按照东、中、西的顺序展开的，首先得到快速发展的是东部地区，接着是中部地区，这是前20年的特点。这一时期，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的现代化差距拉大了。中国出现了东、中、西三个明显的梯次，即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也分别对应着汉族地区、各民族杂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而最近10年，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加速发展时期，它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的西部大开发计划。这10年中，新疆、内蒙古、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GDP发展速度8%-9％的情况一下，有几个民族地区已经连续几年保持在两位数。这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内地汉族地区。有人因此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即现代化的水平将赶上内地汉族地区，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将实现与汉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分析中国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的发展，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资源开发型的发展，是一种主要靠外部拉动的发展。其中的人力资源是大量依靠内地的技术人员，内地移民的涌人；资金和技术大多是中央政府、内地企业投入的。

资源开发型发展的特点是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其结果，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改变，就造成了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农业和牧业的生产环境的冲击。受到冲击的当地少数民族农牧民，又没有及时改变其生产方式，就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民族矛盾。

　  比如新疆的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一个明显影响是水的缺乏。在笔者连续20多年追踪调查的新疆吐鲁番地区，当地农业灌溉所用的坎儿井在1980年有一千多条，现在大多已经干涸。在传统的牧业区，很多旅游区的开发占用了大量牧场，使得一些牧民面临被迫改行的命运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显然并没有改行所应具备的技术、知识和资金能力。于是社会差距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拉大了。也就是说，这种开发形式使得一些少数民族成员搭不上车，获益很少。

　  发展不是越快越好

　  发展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有更多经济收入，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更和谐的社会，而和谐的社会不一定是更富裕的社会。

　  以笔者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调查为例：该县自然环境恶劣，是新疆人均收入最低的县，也是中国最贫穷的县之一。但是当我于1990年代在该县调查时，该县已经保持了50年无刑事犯罪的纪录，最近10年来，仍然是全新疆犯罪率最低的县。同时，我们的调查还发现，该县塔吉克人的人均寿命明显高于临近其他收入较高的县。同时，该县还是新疆民族团结模范县。

　  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大多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其社会也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但经济上“穷”，社会未必就不和谐。穷与不和谐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当然，普遍贫穷的低层次的“和谐社会”，需要逐渐使其向高层次发展。但我们要注意：发展不能意味着只出于经济考虑就轻易地将一种社会平衡状态打破，这种状态一旦打破，而又不能以新的、健康的平衡代替，社会就会不稳定，犯罪率就会增高。

　  因此，在经济开发中，我们应特别注意推动当地少数民族成员的加入，让他们也能受益，让他们能在这种开发中逐步学习和接受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们还要注意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在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干旱而多灾害，自然生态比较脆弱，开发要适度，要注意低碳经济的培植和环境保护。保护了自然环境，往往也就是保护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保护了当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