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

　　当阐述社会矛盾变化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受制于两个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两个本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是阶级斗争理论，一个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理论。如果把这两个源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践中使用，常常会感到它们都不一定能够适应转型中的中国。

　　为什么？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是在西方19世纪的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发展中形成的。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二战之后西方产业大规模转移，到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问世，再到以金融为中心的第三产业的推进金融全球化，原来在西方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阶级矛盾也随之转变成市民社会的矛盾。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生典型的“V”字型转变（如下图），表明西方在社会成本

　　上推造成的产业危机压力下，只能不断向外转移具有内生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制造业。在这种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同一时期之所以造成V型，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来支撑跨国公司在股市上形成题材、拉动经济愈益金融化。因此，产业资本及其与生俱来的阶级对抗大都转移出去，才是西方形成市民社会占据主流的基本条件。

　　对于我们来说，这两个在西方对立的主流本来具有一前一后的阶段性，但因为我们现在接受的主要还是西方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之所以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有同质性的原因，主要是在接受西方的产业转移，并且基本上是处在“微笑曲线”的底端。由于是在产业资本收益率极低的条件下恶性竞争，一般会造成这种低端产业资本对环境和劳动力福利的挤占；也因此，在产业资本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发生与西方19世纪阶级斗争过程类似、而在性质上不同于西方当代公民社会的经验。

　　结合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及乡土社会的变化。如果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两个50%的变化，即：城市化率50%以上和石油进口依存度50%以上，则国家战略势必作出方向性调整。同理，如果乡土社会在外部市场作用下出现50%以上劳动力外流和50%以上农民收入来自三农之外，那么政府也确有调整“老三农”的必要。

　　需知，传统乡村的经济结构多样化，本来就是生态化的，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十业并举”。由此，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社治理上趋向于低成本的综合性自治。

　　但是，近年乡村经济结构在向外部市场趋同的转型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基础性变化。随之，与乡村这两个50%对应发生的，则是地方政府配合外来资本这“两个强势物种”进入乡土社会对乡村剩余资源占有的同时造成了乡村生态的巨大破坏。村社的治理结构也已经从一般综合性自治转变为对上级政府和外来资本的代理人制。于是，能够把外部性做内部化处理的机制正在失去。由此，乡土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变迁及顺应其变化的上层建筑调整，就会趋势性地造成村庄衰败和小农破产。这个趋势已经被民国时期的国内经验和西方中心主义滥觞全球的“国际经验”所验证。近年来，只在欧洲产业转移之后的莱茵模式的地区有所区别。

　　要理解这样的变化，我们还要进一步和西方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特点做一个对比。

　　二、经济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

　　当中国人想按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来构建中国的现代化的时候，会发现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阶级斗争的体系和市民社会的体系——都未必适用。当代西方以金融服务业为主来引领经济，形成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高度化经济结构，但它的贫富差别也在拉大。并不因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贫富差别就会缩小，相反，经济结构越高度现代化，贫富差别越大。

　　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我们所要的这一切可以通过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来实现。世界70亿人口中只有0.001%的富裕人群，而且主要集中在西方。西方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带来的是贫富差距加剧，政府在这些问题却上束手无策。

　　在经济结构最高度化的美国，GDP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制造业占比下调到约11%，农业占比下调到2%，这个高度现代化的结构似乎是全球的榜样。但金融中心华尔街仅容纳了30万人就业，当它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的救市投资却无法有效地针对在这种极化经济结构约束下的不能就业的弱势群体，因此，只有1%的人得到了大量的投资。

　　美国这种危机困境是由经济结构本身决定的，很难靠谁的主观意志改变。因为政府必须去救占GDP85%的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而不可能去救仅占11%的制造业和2%的农业，客观上就会导致“有复苏无就业”，贫富分化越来越大。连带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西方这种贫富差别很大程度上要靠政府推高负债提供社会保障来维持平衡。看西方社会先看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负债占全球的一半。并且，不仅官方负债是一个非常大的、还在不断增加的数字，私人负债也在加速增加，总计相当于全球GDP的100%，这几乎是不可逆的趋势。

　　再看欧洲国家的政府负债，欧盟从债务底线上看已经属于不合法存在，因为欧盟得以成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入盟国家政府负债的合法性底线。现在欧洲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严重不平衡的局面。采取的应对措施只能是政府财政普遍高负债的同时制造过量流动性来对外转嫁高通胀，这种现代化政治模式在全球危机面前已经暴露出制度成本过高转化为非法负债的一面。所以，不能按照一般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调整经验来追求高成本的现代化。

　　事实上，不仅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第三产业占比高达56%，但贫困人口数量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高度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贫困，反而造成世界越来越多极化，贫富差别越来越大。

　　三、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软着陆作用

　　中国人并非没有做过努力。在100年的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一直在跟随西方。但时移境迁，根本没法走西方殖民化的道路，大量原住民人口仍留在国内。而往往在每一次危机过程中都表现为大量失业，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性的冲突。因此，中国人百年追求西式现代化，教训多多。

　　到目前为止，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笔者认为还没有公认的确定答案。很多主流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便宜。然而这早已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印度、印尼、孟加拉等亚洲人口大国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得多。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不去那些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国家，而纷纷进入中国呢？

　　第一是中国的低“金融化”与政府的低负债率。中国大约200万亿物质财富作为基础与政府制造的130万亿金融资产之比，相对于西方的经济泡沫化而言要合理得多！以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为基数来看债务比重也很小。

　　在西方国家，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过度负债，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目前乃至今后数年内政府负债最低的是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仍然有条件用政府负债投资的方式，在这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对内陆做基本建设投资，以此拉动其他投资。换句话说，只要政府长期投入于基本建设，就会为其他各项私人的或外部的投资创造“搭便车”获取机会收益的投资机会。这一点比较优势只在中国有，这就是中国仍然吸引外部投资的原因，这几乎也是当今工业化国家高负债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中国唯一有的比较优势。

　　第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一般人都会把城乡二元结构当成负面的状况，因此大家都批评“户口”。但很少有人注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以庞大的乡土社会所仍然保留的东方理性，承担了整个产业危机代价。

　　笔者最近出版一本新书《八次危机》告诉大家，每当产业资本在城市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把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凡能够顺利转嫁的，城市的产业资本就能软着陆，危机也就解决了；凡不能转嫁的，就会硬着陆，每一次硬着陆都会砸出调整或者“改革”。上世纪60年代的大调整就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硬着陆造成的；80年代的大改革也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不能向乡村转嫁造成的。

　　因此，今天谈到乡土文明的时候，要理解中央政府2002年强调城乡统筹、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城乡一体化，主要目的是努力维持乡土社会可持续。如果不能做到城乡一体化，而是把农村摧毁，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就不存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跳不出来，原因就在于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个无数次接受危机代价并使其在城市得以软着陆的农村。

　　四、关于东方理性的讨论

　　中国的农村能够消解城市危机，为什么一般国家的农村不能接受危机代价、使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得以软着陆呢？主要差别在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有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藉此完成国家政治建设所必须的全面动员，同时产生了“土改红利”。

　　其实，如果认真看东亚社会形态，就会发现日本、韩国、中国乃至中国台湾，都具有借中国大陆土改红利形成的重建“东方理性”社会的条件——中国农民的土地革命战争对搞冷战的西方政治家是个必须防止扩散的“错误”，遂有美国迫使日本全面土改和退到台湾几十万军队的政府迫使当地“土地主”认同土改而最终形成发生的东亚模式。

　　因土改而有农户和村社的两级地权，这成为东方理性的“内部化机制”的前提；其运作基础可称为“农户理性”，和在农户理性之上的“村社理性”。根据笔者的研究，农户理性存在于可以“具有内部化整合机制、形成家庭组合投资功能”的家庭单位之中。村社理性则是由于村级占有土地所有权，得以对农户做财产分配和收益整合，使农户理性在村庄地缘血缘环境条件的约束下得以放大为村社的内部化机制。

　　简言之，在土改这种无偿分配土地制度，使土地成为“无风险资产”的条件下，这两种理性都能够使得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可以在村社或农户得到内部化进行处理的条件。

　　在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生西方模式的殖民地原始积累？中国不仅是在最初的原始积累进程中形成内部化制度（这也是现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最大的竞争力），而且，在后来的产业扩张阶段同样靠原始积累形成的制度及后期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来完成产业扩张。

　　这个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乡土社会，以及乡土社会内在的东方理性能够使得“内部化机制”有效存在，并且有效地化解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在今天应对全球化危机带来的变化中，仍然希望这种能够有效应对的机制得以加强。据此，应该认识到这个机制就是稳定我们乡土社会内涵的东方理性，并能够以此来使东方理性这个概念变成国际化的语言。

　　五、中国社会“金字塔”型的稳态结构

　　中国土改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都变成了小有产者。按照西方阶级斗争的理论，小农应该被叫做小资产阶级。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由过去的小有产者为主体的社会，变成了以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社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占比较高，但处在社会结构的夹层位置。

　　过去农民分了地以后都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今天中国社会的住房私有化率高达近90%，远高于不到60%的美国。就是因为中国农民几乎100%拥有私人房产。同理，中国的农村土地也将近90%是在农民手里，他们即使在企业打工也仍然是小有产者。此外，城市还有大量没有达到中等收入的小资群体。

　　总之，中国城乡小有产者群体大约占总人口的60%-70%，另外20%-30%是中产阶级，还有5%-10%富裕群体，其中大富群体占5%不到，构成金字塔的顶端。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3-5亿，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洲的两倍。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没有最底下的赤贫群体，所以就不会导致社会严重不稳。赤贫群体越大，社会不稳越严重。中国金字塔底座是小有产者，这个结构是稳定的。这个稳态结构，客观上要求人们理解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学会从过去对待小资的方法汲取经验来学会对付中资。

　　但是，今天中国的中资还不是西方公民社会意义的中资——最大的不同是不纳财产税。迄今为止，中国间接税占92%多，直接税占7%还差一点，并且直接税中由个人直接去缴纳的占比极低。尽管有庞大的占人口20%-30%的中资人群，但中资的政治诉求是要不纳税的权益，因此，历史地看，这个中资还不是西方的公民社会，而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中国是有分散的中资利益诉求而非西方那种政治化的中产阶级群体。因此，中国才有所谓政府协调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的中资利益的可能。

　　当把这些基本特点搞清楚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生态文明之中强调乡土文明，会成为主要是城乡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新三农政策调整中需要为之构建多样化的表达渠道，以形成政府和中产阶级诉求的有效结合。这些政府治理的结构调整，大大超过了过去接受的阶级理论和市民理论。通过观察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所形成的结构变化，就能够更多地增加一些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什么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在跟从资本导向的城市化，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城市化意味着资本和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少有人注意到每一份资本集中都对应着一份风险集中，而风险集中将导致城市危机爆发。所以，城市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危机在城市爆发，如果没条件向乡土社会转嫁，危机就是灾难性的硬着陆。

　　可见，中国最近10年强调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合理的，不能简单地推进城市化。因为没有办法学习西方向国外转嫁危机代价，中国人必须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和谐社会的道路。

　　过去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西方高度现代化的模式，已经不能“摸”了。因为前面的主流是金融化，能走这条路吗？至少应该持怀疑态度。最近中国10年的高增长，靠的是中国对内陆和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核心是怎样解决产业过剩问题？西方当年是发动二次大战，我国是对内转移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即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

　　客观看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做改西方道路的努力，但中国实现复兴之梦还要促推政府在社会文化上根据东方理性形成中国特色的结构调整。

　　大多数中国人往上不出三代都是农民，农业文明几千年存在一定有内在理性的支撑。究其本源，主要是东方理性中的两个重要部分，一个是村社理性，一个是农户理性。若这两个理性能够作为乡土文明复兴的指导思想，用于正在开展的乡村建设之中，就有可能广泛发动社会大众参与到乡村建设事业中来。

　　（邱建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兰永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浙江农林大学农民问题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