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充实的调查报告

　　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从1942年5月陆续整理出版，其中神府调查于1942年4月在张闻天主持下整理成《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并于同年5月以“延安农村调查团”署名、《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八个自然村的调查》为名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油印刊行，次年10月又以《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为名出版。1986年9月，人民出版社以《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正式出版，署名张闻天。米脂县杨家沟村调查资料则在张闻天主持下，由调查团成员马洪整理起草并经张闻天反复修补定稿为《杨家沟地主调查》，1944年5月也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以《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为名出版，1957年5月三联书店以同名正式出版修改稿，1980年8月人民出版社重版，署名均为“延安农村调查团”。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于1986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发表，并与神府县调查一起命名为《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这些调查资料又与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及一些档案部门后来发现的有关张闻天此次调查的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论文等资料，汇编成《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于199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近70年来，随着这些调查资料逐步问世，晋陕调查的社会与学术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些调查报告公布后，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了高度学术评价，产生了广泛的利用和研究价值。如有国内学者认为《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是“一个具体充实的地主经济调查报告，在我国堪称是少有的”。1963年日本学者河地重造根据这份调查资料撰写了《中国地主经济：20世纪陕北马氏之分析》，1977年另一位日本学者浅川谦次以《陕北的旧中国农村：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为名翻译出版了这篇调查报告，1995年深尾叶子发表《米脂杨家沟第一次调查报告书》，1996年美国学者周锡瑞撰写了《“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等。由张闻天撰写的《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发表未及三月，日本学者佐腾宏就著文介绍并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的原始材料。简言之，前述已整理出版的晋陕农村调查资料几乎在所有研究者看来，其价值不逊于中国其他社会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华北农村调查所获资料，至少说是对大致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关于华北农村调查或国外如日本“满铁”华北农村调查所获资料的重要补充，综合利用并对所有的这些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或许更接近于整个华北农村的实际情况。

　　关于兴县14村调查，除张闻天撰写的《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已出版外，其整理完成的另一调查材料《碧村调查》据说已亡轶，而在张闻天主持下由调查团成员撰写的其他13村材料至今无人知其下落。长期以来，人们以为这批调查资料可能轶失，实际仍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显然，该项调查资料与当时中共晋西区党委等机关连年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对于解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梁山区或晋西北农村在革命与日本入侵场景下所发生的激烈变动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调查之实践意义

　　张闻天此次农村调查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值得后人殷鉴。具体言之，可归结为以下几点：在调查方法上，强调绝不能仅仅依赖政权机关或领导干部反映的情况，而要亲自掌握农村基层或农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即要自下而上地进行调查——通过农民群众了解到的资料才是最真实的。在调查态度上，强调要进行真实的或实事求是的调查，而绝不能搞只合乎自己心意的专门的报喜不报忧的“假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强调要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尤其是历史材料，通过对调查资料与历史资料的分析发现某些变化规律。在调查资料或调查报告整理过程中，强调要在调查地点经过充分分析或研究完成，并与被调查者反复核对，使之符合实际。调查研究要从实际出发并遵循“群众路线”的方针，即在决策之前要从事调查研究，决策之后仍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群众检查来检验问题。

　　这些从实践中得到的调查经验或理论总结以及在调查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真向社会学习的态度、深入群众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乃至社会科学工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需要我们借鉴。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