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洛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

　　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四重证据法是在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破解近现代史疑案的科学方法。我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从中共党史人物张闻天研究开始的。涉及到许多人和事，几乎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体会到弄清历史真相，需要多重证据。尤其是遇到特殊的、疑难的问题，需要综合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这四种方法才能解决。“四重证据法”是我在破解张闻天研究的两大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一大难题：歌特是谁？

　　在张闻天研究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是：“歌特”是谁？

　　1981年10月，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三十年代党内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现了署名“歌特”的三篇重要文章，即：《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载1932年11月3日《斗争》第30期）、《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又载1932年12月10日《红旗周报》第53期）、《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歌特是谁”？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首先就“歌特是谁”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调查，希望找到人证。我们请教了当年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文委工作过的许多人，包括杨尚昆、吴亮平、李一氓、王学文、阳翰笙、周扬、夏衍、胡乔木、丁玲、黄玠然、李华生、楼适夷、章文晋、羊牧之、季楚书、祝伯英等，以及研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学者唐弢、李何林等。同时，我们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对于此文的评介文章，希望得到一切识者的指教。

　　老同志回答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查询，学者们也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人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他们对“歌特是谁”分别作了种种不同的推测。这样，就把一切可能化名“歌特”的人都提了出来，得到了一张16人的名单。他们是：张闻天、瞿秋白、陈云、博古、康生、刘少奇、杨尚昆、冯雪峰、凯丰、周扬、夏衍、阳翰笙、潘梓年、耶林（叶林、张眺）、章文晋、胡兰畦。

　　直接的人证既然无法找到，原稿、手迹等更其渺茫，“歌特是谁”的答案只有从原初的书证即歌特文章本身保存的信息中去寻找了。

　　从文本中寻找内证进行考证的工作，从宏观到微观，从表层到深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歌特”三篇文章的内容和口吻，概括出作者至少必须同时具备的五个条件：（1）是党内负责同志，很可能是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2）有较高的文艺素养而又熟悉当时的文坛情况。（3）主管或指导宣传鼓动工作。（4）了解全国各根据地的情况和反“围剿”斗争的全局。（5）当时在上海，并有时间从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半个月内写出这三篇文章。对上述名单中16人逐个分析的结果，只有张闻天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

　　张闻天当时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铅印）和《斗争》（油印），还管理着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张闻天同文学的关系密切，他是五四新文学家，对文学上的各种思潮、流派素有研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心理有切身体验，对他们的特点和作用也充分了解。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通过同当时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左联、社联工作的瞿秋白、冯雪峰、潘汉年、祝伯英、王学文等人的联系，通过同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接触，对左翼文艺运动和上海文坛比较熟悉。从当时的临时中央会议记录和张闻天的自传材料，我们了解到，1932年10月25日或此后的一天，张闻天居住的团中央机关爱文义路平和里27号遭到破坏，张闻天即离开了原来的住地和中央的日常工作，到中央设在摩律斯新村（时人讹为马律师新村）的一个机关内住了一个月。这就有时间具体研究当时文坛的论争，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这样的文章。至于宣传鼓动工作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反四次“围剿”的问题，正是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张闻天在这两次会议上做报告和结论。张闻天在会后写成《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完全顺理成章。

　　不过，仅凭上述分析，还难确证。还无法排除其他人写的某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其中一篇为某人所写或某人起草的可能性。这就促使我们的考证深入一步，进入第二阶段，研究文章的个人风格。

　　张闻天在五四运动中即有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二十年代前期就因出版小说、剧本和译作而成为颇有声名的文学家了。他曾经去日本自修，赴美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攻读、任教，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字修养，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个人风格。其主要特点是：周到绵密，平和稳健，圆熟流畅中略带欧化。拿“歌特”文章跟张闻天的文风特点比照，的确显示出这三个特点，可以体认出歌特文章是张闻天的手笔。

　　然而，如果就此得出“歌特”即张闻天的结论，却总觉得说服力不够，过不得硬，还不能铁板钉钉子。这样，对于“歌特是谁”的考证进入第三阶段。我们采用乾嘉朴学和统计方法，终于从原初的书证——歌特文章本身中发现了“个人惯用语”这个信息，找到了鉴定历史文献作者的“试纸”。

　　在我国考据学上，常常依据词语的使用乃至字的写法来判断作品的真伪，确定作品的年代、地域、作者。用这种方法研究张闻天的文章，我们发现确有一些词语的使用是很独特的，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文章中是不是使用这些“个人惯用语”，可以成为验证与判断文章作者是不是张闻天的依据。我们对已知1932年张闻天所发表的54篇署名文章中的用语进行计量分析，从若干词语使用频率的比较中确认：“虽是”（不用“虽然”，两词之比为46：2，即“虽是”出现46处，“虽然”仅2处，这2处也可能是刻钢板者按习惯误写。）、“如若”（不用“如果”，31：1）、“表示”（不用“表现”，26：1）、“一直到现在”（不用“直到现在”，12：0）、“与”（不用“和”，N：0）这五个词语是张闻天主要的“个人惯用语”。用这五个词语来测试“歌特”的三篇文章，得到的统计结果为：“虽是”与“虽然”是6：0，“如若”与“如果”是3：0，“表示”与“表现”是1：0，“一直到现在”与“直到现在”是3：0，“与”与“和”是65：0。说明“歌特”的“个人惯用语”就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歌特与张闻天是同一个人，歌特是张闻天的化名。

　　为慎重起见，我们又做了两项工作。

　　一项工作是，从张闻天思想观点的连续性和贯穿性进行验证。我们查阅了张闻天一生所有论文艺、宣传与反“围剿”的文章，“歌特”文章中的观点和提法在张闻天这些著述中得到印证，并清楚地显示出发展的轨迹。我们查阅了1932年10月下旬两次中央会议的记录，在10月25日常委会上，张闻天作报告总结鄂豫皖地区反“围剿”斗争的历史和教训，指出“开始时没有集中力量给敌人以一个有力的打击”，“不了解开拓新的阵地以威胁敌人”，“机械地死守原来的地区”等问题，指示“现在既已过路西，就可以在那一带去开展新的阵地。”在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谈论党内反倾向斗争，指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结论中进一步指出：“左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提出，确与过去提的是不同的。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易发生的。”几天后的歌特文章正是会上报告、结论的继续和发挥,是对会议精神的贯彻。

　　又一项工作是，运用前述方法论证16人名单中其他15人之不可能为“歌特”。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同志查阅了《斗争》从创刊号起（1932年1月）至刊载歌特第一篇文章的第30期（1932年11月）止，除张闻天的文章以外的全部133篇文章，确实没有一篇像“歌特”文章那样使用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的。还查阅了瞿秋白那一时期发表在《斗争》和《布尔什维克》上的13篇文章，其中除有两处用“表示”（不用“表现”）之外，在“歌特”文中大量出现的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也完全没有出现。至于“与”与“和”，瞿秋白是混用的，而“和”的使用频率大大超过“与”。从个人惯用语可以证明，“歌特”不是瞿秋白。

　　综合以上对于“歌特”文章探究所得，我们写出了一篇考证“歌特”是张闻天化名的考据文章《“歌特”试考》，印发征求意见。杨尚昆复信同意我们的考证，确认“歌特”“是闻天同志的笔名。”（杨尚昆1983年3月26日《给刘英的信》，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2期。）胡乔木表示“同意程中原同志的考证”。李何林认为考证文章“说服力很强”。唐弢说“你们的考证是可信的。”（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整理：《有关“歌特”考证的通信和谈话》，《张闻天论》，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18页）

　　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夏衍在充分肯定“歌特”文章重要意义的同时，对“歌特”即张闻天之说表示怀疑。他说：“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起，到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止，临时中央一直由博古和张闻天主持。在这个时期之内，临时中央依然推行极左的政治路线……张闻天同志当时还是博古的主要合作者，因此，我认为歌特即张闻天之说，也还是值得研究的。”（1983年1月22日，夏衍同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同志的谈话，谈话记录经本人审阅后基本上写入他的《懒寻旧梦录》一书的《歌特的文章》一节，以上引文引自该书，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4页）

　　夏衍的质疑，提醒和启发我们认识到，对“歌特”文章的考证虽然已经做了大量溯源探流的工作，寻找了有力的史证，但毕竟主要着眼于文艺、宣传方面，有局限性。应该把“歌特”文章放到张闻天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去考察，放到1931年至1935年党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去考察，并尽可能弄清楚中央领导核心内部思想、策略以至路线上的一致与分歧，组织上的聚合与分化，才能在更深广的层次上、更有力地论证“歌特”即张闻天的结论。在这时，胡乔木指出，此文说明“张闻天当时思想中既有‘左’倾的一面，也有反‘左’倾的一面”。经他这一点拨，我们豁然开朗。

　　在夏衍的启示和胡乔木的点拨下，我们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张闻天从“左”到反“左”的思想演变轨迹，并进一步认清张闻天之所以能写出“歌特”文章的原因及其在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诚然，张闻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民族危机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他一度宣传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的观点，写过像《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那样的打击中间势力的文章。但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的思想起了变化。特别是经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上海各界民众抗日热情高涨，更使张闻天有了实际的体会。因此，在“歌特”文章之前，将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力量加以团结，已经是张闻天明确的重要策略思想；对一些“左”的现象、提法和错误做法也有所觉察并提出批评；张闻天也认识到中间势力并非最危险的敌人，他曾力图争取胡秋原，想通过胡秋原去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的统战工作。

　　1933年2月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参加了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但没有多久，由于接触了苏区的实际，他即从比较熟悉的经济、文教政策开始，批评和反对“左”倾错误政策。在对待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反蒋行动的态度上，他同博古的策略主张完全不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大会以后，张闻天的地位明升暗降。从党中央排挤到中央政府，又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组织上呈现分化的趋势，在策略思想和路线上则出现明显的冲突。首先是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博洛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争论。接着，张闻天著文公开批评流行的“‘左’倾总要比右倾好些”的观点。到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撰写的动员长征的社论中，对“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采取了否定态度，宣传了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保持有生力量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站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在长征途中，他同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三人团同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直到取得遵义会议的胜利。

　　由夏衍的质疑引起的这一番探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张闻天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反对“左”倾的发展过程。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以后，反对“左”倾的一面逐步发展起来。首先在熟悉的文艺、宣传方面有所突破。到中央苏区以后，又从比较熟悉的经济、文教逐步扩展到统一战线、军事指挥、肃反等领域，最后上升到反倾向斗争、战略思想等高度。在反对“左”倾的一面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张闻天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由一致到分歧而至对立、组织上由聚合到疏松而至分化的发展过程。掌握了1931年至1934年长征出发前张闻天思想变迁的径路，理清了张闻天自觉转变的过程，再来看“歌特”的文章，显而易见，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张闻天挣脱“左”倾错误的起步，是它对“左”倾思想的第一次突破。“歌特”之为张闻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左”倾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闻天首先开始在局部反对“左”倾错误，写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这样的反“左”文章，是完全可能的。而此文的发表，不仅指导左翼文艺运动开始自觉地摆脱“左”倾关门主义，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前后期划分的界碑，而且说明“左”倾临时中央领导核心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了分歧。对于张闻天来说，恰正成为他从“左”倾错误开始向反对“左”倾转变的标志。

　　我们的考证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收入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选集》；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评论张闻天化名歌特于1932年11月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是“对‘左’的指导思想的突破”的“征兆”。（该书第113页）

　　第二大难题：博（古）洛（甫）

　　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

　　在张闻天研究中，我们遇到的又一个大难题是：博洛交接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完成的？

　　对于这个党史上的重大问题，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作出如下回答：“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这个回答是对的，但还不够。人们要问：鸡鸣三省一带，究竟是哪里？2月5日前后，是前还是后？究竟是哪一天？我们在征委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考证。

　　关于博洛交接地点的考证。陈云当年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周恩来1972年的讲话、杨尚昆1975年的回忆文章，都说博洛交接的地点是在鸡鸣三省。那末，鸡鸣三省在哪里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旧地图上标明为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亦称“岔河”。这是一个渡口，周围峰峦环绕，都是悬崖峭壁，无路直通扎西。实地考察，中央纵队那么多人马根本没有办法在此处宿营过夜。经调查，事实上长征中也没有红军部队在这里驻过。所以，博洛交接的地点鸡鸣三省不可能是特指的这个鸡鸣三省即岔河。

　　鸡鸣三省同时又是一个泛称。是说这里地处三省交界，公鸡啼鸣，三省皆闻。

　　这样，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自然要到泛称鸡鸣三省的地域范围内去寻找。由此产生了分歧。曾经有贵州毕节县林口，四川古蔺县石厢子和云南扎西县（今威信县）水田寨诸说。何说为是？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属鸡鸣三省范围，一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一夜。现存电报、日记证明，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有资格被确认为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的是水田寨附近之高坎（或花房子）。1935年2月3日22时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2月4日23时半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这两则电报说明，中央纵队2月3日抵石厢子，在那里住了两夜，定2月5日“进到水田寨宿营”。又，2月5日21时半，朱德致林彪电、2月6日22时，朱德致林彪电，这两则电报说明，中央纵队2月5日在水田寨地域住了一夜，2月6日走出鸡鸣三省范围，到达石坎子。

　　当时的电报、日记又告诉我们，2月5日晚上中央纵队并没有驻在水田寨街上。2月5日21时半朱德致林电说到，水田寨街上“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2月5日日记：“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有病坐担架行军，2月5日日记也记，到水田寨“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晚间弯过敌堡”，“到宿营地时已次日二时了！”一些当时在军委工作的老同志如吕黎平（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李质忠（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曾三（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等回忆，同电报、日记所说类似。（均见《红军长征过昭通》一书）

　　经实地调查，中央军委驻地在水田寨街西边二三里路的几个小村寨，由东向西为：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从实地考察和访问当年目击者的结果分析，芭蕉湾不够安全；花房子架了很多电线，是通讯部门驻地；高坎居中，中央负责同志在此开会较为相宜。不过,花房子有前后两造,不排除中央负责同志在此开会的可能。地点基本肯定下来，时间从上述电报、日记所载可以确定为2月5日。

　　肯定博洛交接的时间为2月5日还有重要的书证：2月4日和5日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均应早定”，并批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2月5日，中央分局又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要求中央决策真是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改变中央领导状况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张闻天感到，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于是就提出“要变换领导”。项英的这两份电报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的直接动因，同时也是博洛交接在2月5日进行的一个契机。正因如此，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2月5日中央书记处给中央苏区分局的电文就是实现博洛交接后张闻天主持中央发出的第一个电文。电文开头称“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指示“应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不许可有任何动摇”，并要求“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关于组织问题，重新任命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的组成成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让陈毅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电文结尾又说：“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详告2月5日会议决定的长电于2月13日发出）这就清楚地说明，2月5日实现博洛交接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确定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2月4日至5日的这些电报，确实是确定博洛交接的时间为2月5日的有力证据。

　　张闻天从2月5日就任总书记后，立即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团结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历史重任承担起来。从现存有关文件、电报、日记和回忆材料，结合历史状况和实地调查，我们对博洛交接后洛甫的作为进行了考察和必要的考证。说明：从2月6日至10日，从水田寨至扎西镇，一路行军一路开会，作出了回兵黔北的决策（2月6日至7日在石坎子、大河滩），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8日在院子），作出中央红军缩编的决定和二、六军团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的决定（2月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军委纵队干部大会，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和中央的战略决策与当前任务（2月10日在扎西镇）。可见，张闻天就任总书记以后于2月上旬召开的扎西会议是党史、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2月上旬的扎西，成为长征途中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全党全军伟大历史转折的总指挥部。

　　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样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1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一次如实作了以下记录：“（遵义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连续召开会议，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审查通过《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决定加强对中央苏区和中央分局以及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该书第28页）

　　“四重证据法”

　　从破解两大难题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对重要、复杂的问题进行考证，要综合运用四种方法，这就是：

　　一、人证，口述历史，证言。包括大量回忆录、访谈录。

　　二、书证，即书面的、文字的证据。通常说的档案是最主要的内容。包括：日记，书信，电报，文件，批示，讲话，谈话，会议记录、纪要、简报，报刊资料（新闻报道），书籍,等等。当然，对其真实性、可靠性、正确性，也需要考辨。

　　三、物证。除了实物之外，包括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

　　四、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势等等，进行分析、论证。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时需要运用的重要证据和方法。姑且叫做“史证”。

　　通过综合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史证四种方法，分析研究，使史料成为证据，来考定历史人物的作为、著述，历史事件的真相。这种方法，套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概括，我把它称为“四重证据法”。其要义是从四个方面寻找史料并进行考辨、考释，使之成为证据，得出结论或者证实结论。

　　上面说的四重证据法，是事后归纳出来的。当初只是遇到了问题，按照唯物史观从事实出发、在联系和发展中进行研究的要求，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求得解决。归纳出四重证据法以后，遇到问题就比较自觉地综合运用这四种方法来解决问题了。在运用的过程中，证明综合运用四重证据法是有效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解决问题的。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比较自觉地运用四重证据法，解决了党史、国史上的五个重大的疑难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