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所以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这可以从他为瞿秋白、张闻天、萧劲光、马寅初、潘汉年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进行了复查和平反所做的工作中可管窥一斑。
　　瞿秋白是1935年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途中被捕后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以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为依据，给他强加上“贪生怕死”、“投降了敌人”、“叛变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等所谓“自首叛变”的罪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要求中纪委书记办公会议对瞿秋白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研究”。1979年3月，陈云在与外国朋友谈及瞿秋白时说：“他无非就是写了个《多余的话》，有消极的东西，但临死前他还高喊口号：‘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根据陈云的指示，中纪委于1980年9月写了一份关于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10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中纪委的复查报告，并批转全党，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一道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中又遭到错误批判，1976年7月含冤逝世。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张闻天夫人刘英致信陈云、胡耀邦等，要求中央给张闻天作政治结论。陈云立刻批示：“完全应该。”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开追悼会时，陈云正在杭州休养。胡耀邦打电话问陈云，参加不参加张闻天追悼会；如果参加，是主持追悼会，还是致悼词。陈云答复说：“我主持也行，致悼词也行，但你要推迟一点，等我回北京。张闻天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肯定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萧劲光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员。“文革”初期，迫于当时形势，他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内容都是检讨自己的错误。这封信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成为萧劲光上了林彪“贼船”的所谓“罪证”。1978年9月，萧劲光带病上书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要求推倒强加给他的上“贼船”的罪名。1979年1月，萧劲光再次提出平反的问题。陈云得知有关部门在平反决定中仍给他留有“先受林彪打击，后在林彪淫威下犯了一些错误”的尾巴，于1月11日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萧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萧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信中还提到：1973年召开中共十大时，“总理对劲光说，‘你度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萧劲光是受害挨整的”。在陈云和叶剑英、邓小平等关怀下，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中明确指出：“萧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贼船’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959年因提出“新人口论”受到公开点名批判。1979年6月，陈云看到新华社简报刊登的调查报告《马寅初的家属希望尽快为马落实政策》。报告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大一些曾经主管和批判过马寅初的同志认为：马寅初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等问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因此，对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尽快进行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陈云看完后，当即批示胡耀邦：“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胡耀邦表示赞成，指示中央组织部同中央统战部解决此事。在陈云作出明确批示后，为马寅初平反的步伐大大加快。7月16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到寓所，看望98岁高龄的马寅初，告诉他决定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
　　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有过很大功劳，但在1955年内部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内奸”而遭到逮捕，1977年4月含冤去世。对把潘汉年定为“内奸”，陈云多年来一直表示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立即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案件。1980年12月，陈云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将潘汉年案件最后定案的全部材料送去。1981年1月，陈云又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材料。在调查研究了潘汉年案件的大量材料后，3月1日，陈云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1979年10月确诊我患有结肠癌而决定动手术时，我曾写一条子给耀邦同志，我认为潘汉年的案件需要复查一下。我认为他当时并未真心投敌，否则不能解释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能完整地保持下来。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3月3日，胡耀邦批示中纪委对潘案进行复查。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应予否定。1982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徐懋庸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上海“左联”成员。他和周扬等因主张“国防文学”，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鲁迅发生争论。1938年徐懋庸来到延安。毛泽东同他长谈，肯定“两个口号”的争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毛泽东谈完后，要徐懋庸去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谈一谈。“文革”中因“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徐懋庸受到错误批判，1977年含冤去世。1978年8月，徐懋庸夫人王韦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人陈荒煤阅转周扬，请求组织上帮助弄清当年毛泽东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评论，并提出“可否请您们转请陈云同志鉴明”。随信附徐懋庸1972年写的关于他同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回忆材料。陈荒煤将信和材料经周扬转送胡耀邦。9月11日，陈云致信胡耀邦说：“徐懋庸确实与我和李富春同志谈过一次话，因为那时见的人很多，谈话的内容实在记不得了。但徐懋庸1972年自己的记录，大体可信。”陈云回信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韦回忆说：“陈云的信来了以后，事情就定下来了，靠得住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事了。”
　　在陈云的一生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陈云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尽己所能，保护同志的政治生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宽广的胸襟和高尚的政治品格。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