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后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矢志不渝地提出纠“左”建议。他临终也没有看到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铭刻在一个共产党人的丰碑上。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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