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决议指明：“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此后，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没有了。对于淡泊名利的张闻天来说，权位一向并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权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刘英完全理解这位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职业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励丈夫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请工作”。
　　1960年元旦，张闻天大病未愈，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战斗的行动中去。”3月7日，张闻天刚刚出院，又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表示“愿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当一个研究员或通讯员”，或“到下面做点地方工作”。
　　张闻天又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请求安排工作。邓建议张闻天，今后可以找几个助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张即于10月8日致函毛泽东、党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时期内能够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并提出“能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出一点力量”。此后又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谈，刘对他说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劝他以后在中苏关系一类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你还是找富春同志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
　　张闻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意识到，所谓“里通外国”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不过，搞经济工作他还是乐意干的。10月21日他约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与张闻天见面并很热情，说我们这儿正需要像你这样懂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呀，可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连我也不满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张闻天这样的“求职”信写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这让张闻天万分苦闷。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找张闻天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挂“特约”二字的唯有一个张闻天，这意味着并不需要他担负实际的研究任务，只是一个“闲职”而已。好在张闻天对这种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后告诉刘英，笑着说：“只要有事做，就行。”并立即通过中科院党委，介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接上了头，于11月21日就去经济所报到了。
　　几经周折，张闻天的工作总算有了眉目。且不管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这反映了张闻天一贯的求实作风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来就没有把权力和地位看重过，而且敢于“自贬”。尽管担任过多项要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谦和的态度和一副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庐山罢官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他要的是“有事干”，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