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所从事的晋陕农村调查，是中共历史上继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又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是在延安整风背景下进行的，前后历时一年又两月，涉及陕北神府县8个自然村、米脂县杨家沟村及晋西北兴县14个自然村，收集和整理的资料达数百万字，可以说是目前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部结合带或晋陕农村社会经济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同时，这也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抗战时期亲自进行的唯一一次农村调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理论价值。

　　详尽的调查 丰富的资料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精神，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继之，党中央成立毛泽东任主任的调查研究局作为领导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总机关，中央各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部门纷纷制订调查研究措施并组织各种调查团，深入农村从事社会调查研究，以解决刻不容缓的发展农村生产和保障抗战问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张闻天率先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并亲自担任团长，主动请求赴晋陕根据地进行农村调查。

　　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调查团从延安启程，2月14日到达黄河西岸彩林村，2月22日至4月12日，调查团调查神府县贺家川等8个自然村。4月13日，调查团抵达晋西北兴县任家湾村，4月22日至9月10日对黑峪口等14村进行了详细调查。9月14日返回陕北，9月26日至11月21日对米脂县杨家沟村调查，11月23日至12月2日在米脂县城内调查，12月10日至1943年1月15日在西川和双湖峪市镇乡调查，1月18日至2月24日对当时陕甘宁边区除延安外工商业最发达的绥德市进行调查。3月3日，张闻天因接到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知返回延安，其他人员随后撤回，晋陕调查由此结束。此次调查历时一年又两月，调查重点是晋陕根据地区域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目的是检视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并通过具体分析农村社会实际状况，进一步完善党的抗战政策。

　　调查地点很有选择性，神府县是已经过土地革命的无“地主”县份，调查主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米脂县杨家沟村是一个未经过土地改革且保存大地主经济的典型村庄，调查团以最大的地主马维新为切入点调查了地主经济，他们查阅了马家百余年地租、高利贷和商业账簿，并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广泛考察。兴县农村属于既未经过土地革命又无大地主的普通小农经济区，调查地域与对象均比神府调查有所扩大，调查基本主题仍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考察重点则为土地问题。整个调查过程和调查内容非常细致，张闻天亲自设计了许多表格，要求调查员分别深入各村挨家挨户进行详尽调查。如在神府县贺家川调查生产力状况时，他要求了解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类土地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及常产量，各种牲畜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经济效益、各种草料消耗量，为何高粱产量低而人们仍然种植等。在具体调查中，又采取召开调查会、个别谈话与实地调查三种形式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考量，而在同一类事项中则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区域，如经过土地革命的农村与未经土地革命的农村、川地农村与山地农村、“中心”地区农村与“边境”地区农村、同姓“父子村”与异姓“杂居村”，并对之以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的方法进行考察。尤其在晋西北兴县调查中，张闻天化名张晋西，住在农民家中，遍访所有农户，口问笔录，搜集第一手资料。事后，又立即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若发现问题再到群众中重新调查。调查材料初步整理完毕还要向基层干部进一步核实，征询自己提出的意见是否符合实际。他亲自拟定调查提纲，整理调查材料，具体指导调查团成员进行调查，不断总结调查经验和体会，调查结束后又以亲身感受撰写总结报告。

　　陕北与晋西北农村是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最原始落后的地区之一，晋陕调查团详细考察了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抗战与革命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国情资料，也为研究当时经历着重大变革的农村社会经济演变提供了重要素材。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可以说在此之前党史上还很少有过”，既涵盖了农村租佃、借贷和雇佣等主要生产关系，又对土地、人口、劳动力、农业资本及耕作与分配等生产力状况进行了细致普查，尤其关注了当时生产力的代表或哪个阶层能够代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道路，并就此提出许多至今仍具重要价值的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