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共同富裕，抓住了关键环节，但失之绝对化

　　毛泽东将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治理农村的重要目标。为此，他致力于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农村共同繁荣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3］（p.299）“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p.437）“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6］（p.261）他将建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在1958年初曾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的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个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22］同年11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他认为：“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因此“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8］（p.193）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作了种种尝试。20世纪50年代，他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直接关系到几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而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国家积累、集体征购和农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通过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告诫人们：“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13］（pp.30，31）他强调要兼顾国家和农民利益，不能将农民挖得太苦，在国家积累和集体征收的过程中，要注意度。他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13］（p.221）“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13］（p.200）另外，他还认为要处理好工农产品的剪刀差问题，要尽量的缩小它，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原则，尽量不让农民吃亏。

　　毛泽东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当成一项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18］（p.58）重视农民的吃、住、教、医、保等民生问题。他强调，在农村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他要求“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农业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互助、节约开支和节省用地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4］（p.575）他要求对农民的文化教育作出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3］（p.575）“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争取在乡或者社逐步设立业余文化学校，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4］（p.577）乡应当办技术学校，“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16］（p.179）他强调要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讲求清洁卫生，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4］（p.576）“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4］（p.576）“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4］（p.576）他指出：“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5］（p.541）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农村，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广大农民基本上能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幼有所教，人们的精神面貌是积极的、向上的。

　　毛泽东认识到农民中蕴含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正确指出了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方向，但对于怎样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尽快摆脱贫困状况却不甚清楚，也未能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存在的社会收入差别。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充分肯定广大农民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指出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抹杀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他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所赞赏的农民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相当程度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是个体农民因经济力量脆弱对社会均等的一种原始向往。对此，薄一波后来分析评价道：“我国土改后的农民，既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但真正具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人为数当时并不很多，而相当多的农民都愿意先把自己的一份地种好。到1955年时，个体经营的积极性还远没有发挥完毕，就把增长希望完全寄托在发挥合作经营一种积极性方面，是不太现实的。”［23］

　　毛泽东特别强调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追求共同富裕。为此，他沿用战争年代的经验，认为平均主义也不一定出懒汉，强调农业生产主要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对以物质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注意不够，担心注重物质利益会引起社会差别。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限制社会差别过大，防止两极分化，而不会像私有制社会那样必然产生急剧的两极分化。这一失误，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与他共同富裕的追求相差甚远。

　　毛泽东想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使广大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以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但又担心农民富了以后再进行革命会增加困难，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错误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又将他的有关思想推向极端，提出“穷则革命富则修”的荒谬论断。这一失误，导致他有关农村的一些政策脱离实际或自相矛盾。例如：他提倡的农村多种经营主要是集体的多种经营，对农民家庭的多种经营虽然有时也允许，但基本是限制的。他主张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但他的商品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不让市场直接对生产发挥作用，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他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1962年他也承认：“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没有实行。”

　　毛泽东对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认真思考、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他在探索中的失误，也无需讳言。其最主要的失误就在一个“急”字上，失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的国情把握不够准，影响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参 引 文 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6～567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6］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页。

　　［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0页。

　　［8］ 张毅：《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9］ 《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11］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1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15］ 《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办人民公社的好处是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1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182页。

　　［1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1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20］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页。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42页。

　　［22］ 《在毛泽东旗帜下》，《红旗》1958年第4期。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