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个春天———1978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满怀深情地向世人宣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承诺，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随着这一庄严宣告向全党全国的发出，广大知识分子背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沉重的十字架终被摘去。他们，特别是一些老知识分子，个个欢欣鼓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庆祝“第二次解放”。
　　不堪回首：沉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字架
　　建国初期，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十分宝贵的。据统计，1949年全国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才6万多人。到1955年也只增加到10万多人。靠这点有限的科技人力资源，从1952年到1955年，我国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就有3500多种，其中不少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达到240多种，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基本达到当时苏联的水平。这些数据从侧面说明，广大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用当时的视角，他们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旧式教育。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阶级属性自然而然就被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世纪50年代，中央主要领导曾多次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并由此下结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于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就成为一项基本的政策。
　　如此，对待知识分子的偏见和使用不当在1955年就显现出来了。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写书签，到陶瓷科画瓷碗，后来干脆派他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一位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单位却分配他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不过，这时的中央尽管给知识分子定了性，但对知识分子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是重视的。毛泽东在1955年11月23日就曾亲自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量如何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并提出专门召开一次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的建议。
　　于是，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令人钦佩的是，周恩来在这时就已经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应该说这是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同时，周恩来也指出了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弱点，鼓励他们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努力工作，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知识分子遭遇使用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解决办法，告诫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要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解除广大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那天到会讲了话。随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由于1957年春夏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党中央改变了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中央部分领导这时更加肯定了此前下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明显地被看作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当成了教育、批判、改造、革命甚至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当时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内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给知识分子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持有不同的看法，对全国有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心存忧虑，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上奏了党中央。据说，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就向周恩来、聂荣臻建议，在反右派斗争中要保护好自然科学家。周恩来做不了决定，说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听完张的意见后说，张劲夫，你很大胆啊！张劲夫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向毛泽东直言，这些老科学家是珍稀“国宝”，不能不保护啊！后来，毛泽东同意了张劲夫的意见，并建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坚决保护的方针。保护了自然科学家，固然值得庆幸，但还有为数不少的其它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难逃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