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的武汉大学校园

青年时代的刘绪贻

　　1949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迅速完成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但解放一个城市容易，重建并振兴一个城市却是难题。在解放武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雷厉风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不但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使他们热情地参与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

　　1947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前，刘绪贻(著名社会学家)和一位犹太学生成了朋友。这位犹太同学去过中国解放区，他告诉了刘绪贻很多关于延安的故事。解放后，刘绪贻才知道这一切并非偶然——这位同学是受组织委派，帮助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武汉解放前夕，刘绪贻已成为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

　　发生在刘绪贻身上的故事，只是当时背景下武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1949年还没过去一半，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以它惊人的影响力感召、集聚了一大批进步人才，他们很快转化成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使每一个从腐朽中诞生的城市都充满了活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新政权

　　1949年5月，在武汉大学，像刘绪贻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周围人的选择会影响到刘绪贻的判断，他的邻居吴宓在4月份已经动身去了重庆。

　　刘绪贻有一些自己的顾虑。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加入了国民党，他不知道新政权将来是否会放过他这个“历史污点”。同时，他对自己的阶层定位也没有把握。刘绪贻1947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享受了国民政府给予高级知识分子的丰厚待遇，其年薪足以支付这个家庭所有的生活费用，包括雇佣保姆和司机的开支。刘绪贻很清楚，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而他显然不属于后者。

　　在许多知识分子决定去留的时候，共产党加大了对解放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新政权。曾任中共武汉地下党总支书记的吴仲炎说：“湖北的知名士绅张难先、李书诚等，在解放前后都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过，回武汉后向各界人士汇报东北之行的见闻，这影响了一批知识界同行。”

　　其实在解放前的武汉，共产党有好几个组织在做像刘绪贻这类知识分子的工作。事后人们知道，它们都属于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刘绪贻回忆说，有一回(武大)校长周鲠生找到他半试探半打听地问：“白崇禧说我们这儿有一百来个共产党，我不信，我觉得有二三十个共产党了不得了。”其实，解放前夕，武汉地下党员已发展到500多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调动了5000多名各行业进步市民，从各个角度迅速开展工作。

　　后来，刘绪贻终于放下思想包袱，参加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以下简称“新教协”)。这个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将来能争取把学校完整保存下来，防止被强行搬迁和破坏。“要做好调查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财产和设备状况；一是学校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人员的思想状况，以及核心成员的历史和其派系关系。”刘绪贻回忆说，当时他们要把各自搜集的材料写出来，汇总后上交给武汉地下党负责人。后来，刘绪贻意外地看到了这些资料，“几乎武汉大学每个教师和职员的思想状况都有记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后面的备注是‘有点进步，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