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科学院的院长，科学大会一定要去”

　　历史跨进了20世纪70年代，曾经好几个月赋闲在家的郭沫若，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和中期的波谲云诡之后，在迭遭丧子剧痛，心中隐含着“文革”带来的恐惧的时候，却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总理分担一部分外事活动。

　　他依然仰望毛泽东，他把整个革命同他心目中的伟人，从没有分隔开过，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是这种情感，决定着他的思想，他的歌唱。从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老而弥坚、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

　　然而，“文革”不止，动乱不绝。

　　郭沫若还将经受磨难，并将给他带有悲剧色彩的晚年生活书写更为厚重的一页。

　　1973年，一场新的磨难开始降临到这位诗人的头上。

　　这就是至今令人不无困惑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大字本。显然这是专门为毛泽东而排印的。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批判用的，并顺口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高度评价柳宗元的《封建论》，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评峻切。

　　不过毛泽东对郭沫若仍是尊重的，称其为“郭老”，这倒并非字数限制所致。郭沫若非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来批判郭沫若。

　　这时，社会上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传言愈来愈广，郭沫若预感到这是新的风暴来临的先兆。

　　郭沫若凭借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预感到前进途中的政治风浪将会越来越险恶。他并不为自己担心，而是担心江青这一伙人会进一步把黑手伸向周总理。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夫人于立群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

　　果然，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上，用心极其险恶，拉大旗作虎皮，凭借毛泽东提出的“批林批孔”意向，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并点名批判了郭沫若，江青在会上还诬蔑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并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郭沫若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屈原在被放逐以后的悲愤心情。愚昧者的侮辱算不了什么，最可恨的是像南后那样的人物，他们是要吃掉太阳的天狗。

　　时隔不久，张春桥打上门来，他摆出一幅学者权威的架势，指鹿为马，把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著，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他批评郭沫若骂了秦始皇。郭沫若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张春桥仍然纠缠不清，妄图压郭沫若作检讨，胁迫他攻击周总理。

　　面对丑类的种种卑劣行径，郭沫若很少说话，内心却异常镇定，因为他相信历史和人民是最好的证人。

　　2月10日，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她也逼他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影射周总理。面临如此重大的政治选择，面对不可一世的江青，郭沫若既不能屈从，也无法辩正，于是，只有抱以沉默。江青视沉默为怯懦，步步进逼，但郭沫若决不附和，始终保持了庄严的沉默。

　　然而他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再也受不住这样的摧残，当夜就病倒了，肺炎突发，病情一下子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一向健康的身体从此垮下来，再也未能完全康复。

　　周恩来又一次显示出“参天大树护英华”的本色。他派专人向郭沫若的亲属传达了保护措施，并经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看望。

　　毛泽东虽几次批评郭沫若“尊孔反法”，但似无从政治上批判他的意向，毛泽东从未对这位诗人和学者有过猜疑。他一样关注郭沫若的病情，并派专人去探望。毛泽东还索去郭沫若著作《读〈随园诗话〉》以示关怀。

　　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深切关怀。郭沫若的情绪大为好转。

　　他完全能够体察出周恩来的处境艰难，因而也格外感戴这种宝贵的关怀。

　　他也始终信仰毛泽东的决策，包括屡屡涉及自身的“批林批孔”。

　　这境况与“文革”前夕颇为相似：一方面，他对批判田汉、翦伯赞这些文艺与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怀着惺惺相惜、物伤其类的感情；另一方面，真心实意拥护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决策，尽管处在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是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恩从未减过，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也未动摇过。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批林批孔”中，郭沫若虽也有误传春讯的一刻，但终究窥破了江青一伙的心机，为维护周恩来的英名而保持了庄严的沉默，绝不为“批儒”，“批周公”写一个字。

　　他觉得再也不能玷污自己的史笔了。

　　他甚至连这一年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也因不愿看到江青那帮人的无耻嘴脸，而不想勉强去参加。

　　漫漫十年长夜，这一刻是郭沫若最有光彩的一页。

　　1976年10月6日，漫长的十年动乱终于打上了句号。

　　10月21日，诗人写出了那首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梦。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敢，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这首诗词虽依然有不少标语口号式的内容，但它确实集中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愿望，喊出了时代的心声。

　　自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间，中国处在动乱结束后的两年徘徊期，郭沫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为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竭尽了最后的心力。

　　他又一次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还被宣布继续留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3月中旬，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开幕，从2月9日开始就住进医院的郭沫若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说，坚持要出席。他说：“我是科学院的院长，科学大会一定要去。”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央负责同志和医护人员特准他出席半小时的开幕式。当郭沫若坐着轮椅被推上主席台时，经久不息的掌声表明了群情之振奋。

　　1978年6月12日，这位一生精进不怠，追求真理的诗人、学者和战士，在自己固有的思想状态的局限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遵照郭沫若生前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