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郭老茅公”并列称呼的茅盾也被解除了长期担任的文化部部长的职务。

　　1966年1月27日，郭沫若再三考虑后终于给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劲夫同志：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抱惭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信中表达了郭沫若在政治风暴中惶恐不安的心情。

　　确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是随便可以加诸于人的。在老朋友田汉、吴晗、翦伯赞一个接一个地成为靶子时，他并非不清楚这些老朋友，可是中央批转文件，要……，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敢公开唱对台戏吗？他怎么能不自我贬抑，胆战心惊呢？

　　差不多就在一个月前，郭沫若在致陈明远的信中袒露心迹说：

　　我早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建国以来，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

　　虽然这“疲倦”与其说是年事已高，莫如说是忧谗畏讥。

　　虽然还未受到冲击，但心境已十分悲凉。

　　于是，郭沫若开始自责，1966年4月14日，他说：

　　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好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出于对毛泽东的全身心的崇拜，郭沫若把自己完全纳入了太阳的轨道

　　在作了这样一番惊人的自责之后，郭沫若开始逐项检讨：文史方面的批判文章“我是联系自我改造来看的，并不是隔岸观火。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来”。

　　作为文联主席，“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

　　郭沫若反复强调：“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

　　这样的自我否定在开国以来是从未有过的。

　　他的这些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惊讶之余，只能更强烈地感受到“文革”潮头的逼近。

　　从这以后，郭沫若几乎再没有停止过自责和“非己”，不可思议的表态，失去了合理的思想基础和生命体验，处处流露出知识分子的原罪感。

　　1966年8月24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与郭沫若亲密合作的战友老舍，因不堪武斗的凌辱，以死抗争，自沉太平湖，成为继邓拓、田家英之后的又一殉难者。于公于私，郭沫若都感到至为悲痛和哀伤。

　　这时他自己的处境也不妙，北大早已有张贴他的大字报的专室，而今已公然贴到他前海西街寓所四周的墙上了。

　　这一年的8月30日，周恩来开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郭沫若居宋庆龄之后，列为第二名。这使批判郭沫若的势头很快得到有力的遏止，他寓所周围的大字报也被清除。郭沫若的寓所四周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他与外界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这也许是导致郭沫若对“文革”的评判一直与实际生活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险恶的浪潮还是没有放过郭沫若。1967年，他在部队当兵的儿子郭民英，因忧郁型精神分裂症而自杀。郭沫若的灵魂正在遭受痛苦煎熬的时候，爱子郭世英又直接为“文革”的风暴所吞没。夫人于立群曾让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未能发一言，不几日，传来儿子命归黄泉的消息。

　　这对77岁高龄的郭沫若来说又是凶猛的一击。

　　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而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了这种痛苦。

　　郭沫若从那一天开始，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握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郭世英的日记，他整整抄了8本。直到逝世，这8本日记抄本一直放在他的案头。

　　郭沫若无声地抄写，内心里回响起什么样的声音？无人知道。

　　政治风云仍然变幻不定，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光芒照耀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的思考而思考，随他的呼吸而呼吸。

　　处于这样的年代，出于对毛泽东的全身心的崇拜，郭沫若显然把自己完全纳入了太阳的轨道。他以崇敬的心情和目光，仰望毛泽东：

　　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

　　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

　　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

　　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

　　郭沫若在真诚地歌唱、反复地歌唱的同时，他的思想和感情，无形之中也形成固定的模式。他几乎在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去配合、去体现与说明一个伟人的存在。

　　譬如，只有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之后，他说自己才敢于坦白承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把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诗词，评价为创作方法的典型代表。“文革”中毛泽东一度说过：“不要题字”，性好挥毫的郭沫若，也就在很长的时间内连字都也不敢题。在1971年10月出版的学术专著《李白和杜甫》中，他也有意迎合毛泽东的一些观点，过于扬李抑杜。

　　这当然不独是郭沫若，当时几乎全国所有的知名的文人学士，恐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与个人崇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现象。

　　王元化谈到1965年2月郭沫若为《光明日报》刊登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的墨迹而写了一篇名为《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其中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和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要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成‘黄梁’无形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面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王元化评论道：“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的确如此。

　　“文革”决非突发的人间奇祸，“文革”的意义在于将一切谬误推到极端。郭沫若最大的悲剧，最不可淡化的就是他对毛泽东及其权力的持有者无条件地顶礼膜拜。

　　但我们想找到一个能通向他内心世界的窗口。

　　这个窗口出现了。

　　这就是90年代发现的一批他写给陈明远的信，堪称摘下面具，口吐真言，其中流露出不少郭沫若的无奈。

　　比如郭沫若在许多信中都劝陈明远不要急于发表什么东西，反复强调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的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景之作，根本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无耻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

　　以上都是1965年10月给陈明远的信中说的，可以想见郭沫若当时的内心世界也不平静。

　　给陈明远的那些信，不过是郭沫若内心世界的巨大冰山所露出的一个尖顶，但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