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口陷阱与就业压力—— 中印比较

　　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没有发生“人口陷阱”，中国人均GDP 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后，从1990 年人均1327 美元上升到2007 年的人均5300 美元，世界排名也升至第128 位；而印度却有可能慢慢地掉入“人口陷阱”之中，即使印度近年来GDP 总值增长快速，但人均GDP（PPP）世界排名从1990 年的131 位下降到2007 年的161 位，印度经济在增长，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不升反降。1980 年前后，中印的各项指标差别并不大，印度在某些方面还优于中国，但目前印度无论是贸易指标、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比中国差（徐滇庆等，2009），其中就有“人口陷阱”的因素。皮特.恩格戴奥（Pete Engardio）在《龙与象》一书中指出，在中国慢慢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印度劳动力增加、生育率降低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会像20 世纪60～80 年代初期助长了亚洲“四小龙”爆炸性经济增长一样拉动印度经济的腾飞。相对于印度，非洲人口的菱形结构更加突出，劳动力资源更加丰富，可相同的“人口红利”却并未导致非洲经济的增长。

　　年龄结构转变可为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这种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换人口红利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人口红利的兑现以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及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水平等为前提。

　　人口红利期的中国通过承接“四小龙”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印度近年来经济的增长主要靠IT 产业及商务流程外包。外包扩大了印度市场的边界，外加部分制度调整和短缺经济特征，使得印度在近年来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可是，软件和商务流程外包业的进入“门槛”较高，并不能给印度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新生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不能产生足够的就业以吸收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印度将在人口陷阱中越陷越深。这里，我们假定每年新增就业人数按年龄介于18～22 岁人口的移动平均计算。例如，2010 年的新增就业人口，用1988～1992 年出生人口数的平均值代替，1988 年出生人口到2010 年刚满18 岁，1992 年出生人口到2010 年为22 岁。在已知2006 年各年龄段人口总数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估算至2024 年。这里特别指出，我们假定的每年新增就业人口中，有一部分由于考上大学（18 岁）或研究生（22 岁），应从新增劳动力估计中扣除。以中国为例，2007 年中国普通及成人本、专科招生人数分别为565.9 和191.1 万人，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约为41.9 万人，当年新增劳动力应该扣除这793 万人。因此，2008 年18～22 岁年龄段新增劳动力应在1 500 万上下。由于本文重点考察中、印两国未来新增劳动力的变化趋势，在此不对两国受教育人口进行扣减。

　　表1 是对中、印两国未来18 年年均新增劳动力进行的估计。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由于人口扰动逐年减少，且不存在“人口陷阱”，未来就业压力趋缓，预计在2010 年达到顶峰后会逐年下降，到2020 年，随着20 世纪60～70 年代产生的第三次人口扰动[⑦]的到来，中国就业形势又将面临新一轮挑战，但由于扰动强度的降低，就业压力相对与前一波将缓和许多。现在中国年均新增就业1000 万左右，虽然不能解决全部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一直向好的方向发展，只要能不断开拓就业门路，随着新增就业人口的减少，中国就业难的问题就能得到缓解；印度方面，由于存在“人口陷阱”，人口趋势波动向上，新生人口逐年增加且没有下降趋势，故印度未来劳动力供给将逐年上升，每年新增劳动力都在2500万以上，预计2022 年将达到最高峰。未来劳动力的数量由现在的新生人口决定，新生儿已经出生，18 年之后这批人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其中绝大部分不能顺利找到工作，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印度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