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回顾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叫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这里仅列举一些个人的肤浅总结。

　　(一)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

　　纵观建国以来6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就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曾经失去过几次历史契机，也抓住了几次历史契机。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曾经有过三次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

　　第一次是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苏联教训和自己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旨在弥补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和体制变革设想，使我国再次面临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受“反右”运动和“反‘反冒进’”的影响，却走上“大跃进”歧途。

　　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3年。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方式，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使中国面临着一个经济改革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和批判“单干风”，直至发动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契机。

　　第三次是1974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进行“整顿”。此时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城市就业困难、民主和法制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对“文革”和极“左”的那套思想和体制已经失望，迫切希望结束“文革”和发展经济。邓小平的复出和“整顿”又给了中国改革和发展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革”，以批判“右倾翻案风”和罢免邓小平领导职务导致了这次历史契机的丧失。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则及时抓住了每一次历史契机，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

　　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不满，对“拨乱反正”和经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满，要求改革。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抓住这次历史契机，终于将中国引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第二次是1992年。由于受治理整顿、“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束缚而彷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拨开迷雾，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4]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顺势破竹般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

　　第三次是2002年。我们抓住改革开放25年所创造的坚实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并针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在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随后又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新理念“科学发展观”，使得最近7年来，我国不仅继续保持了非常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缓解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提高了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初步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前三次经济发展和改革历史契机的丧失，其主要原因都是受到姓“社”姓“资”问题的干扰，都是将实现和保护“社会主义”制度放在第一位，结果陷入生产关系处于第一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处于第二位的陷阱，甚至被“四人帮”所利用歪曲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完善。与此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能够抓住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则是将三个“有利于”放在第一位，并以此来判断改革和发展。如果以生产关系为第一标准，由于对于生产关系的理解总是受当时认识的局限，就很难准确评价是非。

　　(二)“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回顾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巨大成就，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完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目标、充分考虑改革措施的阶段性和可行性。

　　不少人通过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认为我国的改革具有渐进的特点，是由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逐渐向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推进的特点，即通过传统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发展和增量改革创造的巨大成效支撑原有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增长和起到改革示范作用。

　　这种概括的确概括了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但是笔者认为上述概括尚不够全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空间。对于农村改革来说，一开始就是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表现出速度快、彻底的激进特点。同样，对于吸引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中国的改革也是起步较早，大胆、迅速推进，在80年代初期国内尚在探讨私营经济能否存在、怎样完善计划经济时，就建立了经济特区和鼓励“三资”企业发展。可以说，中国改革的特点，除了上述的改革起点不同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里所讲的“实事求是”，不仅是说中国的改革理论、政策和措施来源于对实际和经验的总结，还包括在制订和推行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或及时注意到其可行性。具体表现就是当改革应该激进并且可以激进，就激进；没有弄清情况或阻力较大时，就通过试点或外围性的改革措施来逐步推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和“摸着石头过河”。

　　最能体现“实事求是”原则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恰当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就业和分配政策由最初的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逐渐发展到国家“包下来”和“大锅饭”的就业分配体制。在80年代的改革中，政府一方面利用短缺造成的和外延性增长还有很大余地的条件，采取了“放权让利”，基本上没有触动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分配体制，此时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虽然进展不大，但是对于保证社会稳定，减少改革阻力、支持体制外改革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缺一不可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最主要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教训，终于正确认识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也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是为达到经济和社会目标服务的。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这两只手，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如何做到最有效地使用这两个手段，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以前所实施的5个五年计划，效果最好的是“一五”计划，而“一五”计划期间恰恰是同时运用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两个手段。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有赖于同时运用这两种手段。特别是1997年以来的十多年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队国民经济的调控室维持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也是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抵御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与我们拥有强大的政府之手分不开的。同样地，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战后以来，也一直坚持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来调控经济，两种手段的作用不是时有时无，而是根据需要此起彼伏，例如目前面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不使用政府这只手来干预经济，制订和实施减少金融危机危害的政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