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中国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笔者曾提出，中国目前亟需启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这就是要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①在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利用别国的市场，充分利用了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而在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要过渡到“开放和挖掘本国的市场，充分利用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国外的创新要素，以加速实现基本现代化。国内技术的缺口通过内需吸引国外的要素流动来解决”。②
世界经济的新进展进一步表明，上述思考并不是空穴来风。现有的国际市场秩序已经无法容纳像中国这样一位超级的过剩产能提供者，而且，由于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之前，西方经济都将会长期挣扎在经济底部区域，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也很难恢复。“钓鱼岛事件”后的经济消耗战和美国联邦储备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加速实施这一战略的紧迫性，也体现了本文所提出的战略的实践价值。以美联储QE3按钮启动为例，它与前两次“量化宽松”一样，不仅有损于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价值，而且还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1)它将直接助长中国的资产泡沫，尤其是导致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从而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2)除非中国也按比例地投放货币，否则中国用“稳出口”来助推“稳增长”将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前者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3)国内可能因此会出现进口输入性通胀，尤其是大宗商品进口的价格上扬，而如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又会使经济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危险；(4)在上述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抑通胀”的两难选择中，运作的空间受到巨大的压缩。面对这些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困难，破解政策的两难选择的最佳办法，是避开对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利用其经济危机时期所提供的机会，大力吸纳其高级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利用我们自己的市场来实现“稳增长”的目的，即基于内需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这才是“稳增长”的正确途径。③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来临和生产制造范式的变革，以及国内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在全球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中国制造面临两个重大的挑战：(1)欧美制造业的回归和再工业化，具有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前的重要转折意义。由于今后制造业也许再也不需要运用工厂这种生产要素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而是转变为一种以3D打印机为基础的，更加灵活、所需要投入更少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传统制造业将面临着第三次工业的革命严峻挑战；(2)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经济如东盟、印度、中南美国家等将会以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逐步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中国制造”可能会处于被夹在中间的尴尬状态。如果产业升级空间被发达经济封杀，而低成本竞争优势又受到欠发达经济的阻击，那么未来十年内中国经济社会将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风险。很显然，主动迎接这两个挑战的最佳办法是据此制定新一轮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政策。
本文将在上述背景下探析上篇论文中没有回答的一些具体问题。笔者把这些问题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战略的基本理论依据方面的，如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政策取向能够实现吗？它与全球化战略是不是冲突？第二类是关于战略转换方面的，例如，作为大国经济，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之间能够顺利衔接和转换吗？全球价值链(GVC)能够顺利地转向国内价值链(NVC)吗？纳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中国制造，能否逐步转向加入全球创新链(GIC)？第三类是关于战略实现机制方面的，如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政府的职责是什么，相应的战略理念和政策如何调整等等。
一、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理念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必须认真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过去因为人均收入低、国内市场狭小才使增长依赖于国外市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内市场需求规模虽然得到了巨大的扩张，但是最近十多年来投资和消费比率发生了持续的恶化④，最严重的年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4％，消费只占到37％。在这么低的消费水平且很难改变的条件下，我们提“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政策的操作性方面是否显得有些唐突和不靠谱？⑤
中国经济背景下的扩大内需，其实更多时候指的是扩大消费需求，而不是指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头痛的投资需求不振问题。经济学家百思不解的是，中国经济一方面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出现“消费消失”现象。对“消费消失之谜”，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的消费率水平确实要比作为参照系的国家低，但是并没有低到可以声称“消失”的程度。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的缺陷，中产阶级队伍不够强大，这些年公共品供给中不适当的市场化取向改革，都是解释中国消费需求不振的重要变量。但是中国经济中的“消费消失之谜”，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房改后的居民购房支出激增，以及统计方法这两个方面，是导致“消费消失”的主要原因。房改十多年来，中国居民的消费重心转向了购房，房地产支出成为中国居民消费中最大的一块支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算一笔粗账。2011年，中国GDP总量47.16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2万亿元，粗算消费仅占GDP的38.4％。⑥可当年城镇居民新房购置花了5.91万亿元，若算入消费，共占GDP的51％。因此，“消费消失”之谜分明是统计分类方法把居民的购建房支出归类为投资所导致的一种假象。⑦所谓消费占GDP比例低，是没将居民买房花钱纳入消费，而列入了投资，所以出现了“投资占54％，消费只占37％”之类的数据。⑧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确的。中国消费率水平确实是低，但是远未低到人们想象的程度。高房价的支出压力，是阻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要纠正中国投资消费水平与世界普遍趋势的偏离和扭曲，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把中国市场建设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内需市场的目标，除了要坚决地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趋势外，关键是要解决中国民众消费的基础条件问题。为此必须以民生幸福为目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发育中等收入群体队伍，政府承担公共产品支出并努力使民众享受均等化的社会福利。这些政策取向其实就是实现“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基础条件。
第二个有关问题是扩大消费需求会不会变成扩大对国外产品的消费需求？回答是很有可能，但它与扩内需所讲的不是一回事情。“内需”这个概念现在至少被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二是“来自国内的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在前一种理解下，重点在于“对谁的需求”，扩内需是指“扩大对国内企业产出的需求”，显然它涉及的是国内产出品与进口品之间的竞争和替代问题。在后一种理解下，重点在于“需求是从哪里产生的”，扩内需是指“扩大国内市场主体对来自国内外产出的需求”，显然它涉及的是有效需求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的问题。前一种理解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问题，但是从国家利益边界角度出发，却不能不指出。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国内产出品的性能价格比与国外产出品之间有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就会随着扩内需政策的推进，自动地转化成对国外产出的需求，这种竞争性的替代效应将使国内产业面临衰退的风险。因此，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是新一轮全球化战略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
应当指出，当我们解决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费的软硬件基础条件等问题后，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解决了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对中国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问题的解决，其结果可能更多的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的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⑨事实恰恰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能有效地提升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能力，不能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企业的过剩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中国现在内需不振的问题，既是需求方的问题，更是供给方的技术水平问题。从企业层面上看，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和技术。例如，截至2011年底，中国粗钢产能已达9亿吨，创历史最高纪录，与6亿多吨的需求相比过剩三分之一。钢铁行业尽管存在严峻的产能过剩，但一些高端钢材依然严重依赖进口，这反映出目前中国钢铁企业大多在中低端产品上重复投资，整个钢铁行业的产品结构失衡，同样的情况在其他行业也屡见不鲜。企业应对产能过剩，要通过技术层面的研发和营销层面的创新，使产品不断向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这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期的、根本的问题所在。针对“以市场换技术”道路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存在严重的被阻止性的现实，中国很多学者和官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中国本土企业的R&D投入和自主品牌的营销投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这本身没有错，但是一定要在开放和全球化中走这条路，否则就一定是死路。与中国绝大部分重化工业发展道路一样，单纯的“自力更生、自我创新”战略，很难取得像过去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的那种实际效果。更多的竞争性的民用产业的发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的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个问题是扩大内需战略是不是与经济全球化战略相矛盾？笔者认为，扩大内需不仅不反全球化，不会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恰恰相反，它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形式在现阶段进行转型升级的一种高级发展形式。
“扩大内需”指的是利用国内市场，它相对于扩外需而言，与经济全球化战略并不矛盾而是高度的相容关系。其一，和出口导向主要利用别人的市场不同，扩内需是发育和扩展国内市场主体对国内外产出品的需求能力，是主动利用和扩张自己的市场。如果国内市场主体对进口需求较大，其实就是中国在对世界创造就业和税收的机会，是中国对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新贡献。其二，扩内需既可以用开放的方式进行，如可以大量地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生产，并在本国和全球其他市场销售。这样本国市场就成为全球“纵向专业化分工”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内需也可以用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的支持下，在国内各地区完成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这样本国市场就成为封闭经济体系。因此，扩内需与是否实施经济全球化战略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其三，“经济全球化”指的是要素跨区域的、无经济疆界的流动，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趋势，与它对立的，是自力更生经济，是要素流动的封闭性。其四，从分析中可以综合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其含义就是要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和自己的市场规模优势来加速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只有如美国那样的大国经济，其优越的人口规模条件、市场容量条件、地域空间条件等，可以有利于这个国家形成“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
二、形成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的战略转换能力
中国所要发动的第二波全球化战略与第一波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是以低端要素的比较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GVC)，接受其治理者即跨国企业的订单业务，尤其是制造业加工的外包订单。跨国企业把遵守其游戏规则的中国企业纳入到了全球产品的分工体系内，成为其供应链的一个环节，纳入到出口导向轨道中。在第二波全球化战略中，由于战略的核心是基于国内强大的内需吸纳全球先进的高级要素，因此，我方将成为价值链的主角，成为发包方而站在国内价值链(NVC)的高端⑩。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以及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要素所有者成为由中国控制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一部分，然后把经过国内产业链的循环而生产出来的产出，销往包括本国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显然，能不能塑造出一大批站立在NVC高端、主要从事研发设计、网络营销、金融物流等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活动的中国本土企业，并把被纳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中国代工企业逐步转化成为全球创新链(GIC)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是实现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性所在。
综合来看，两种发展战略之间进行的切换、衔接和转型，可以转化为“如何从GVC转向NVC，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成为GIC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为此至少需要分析这么几个具体的问题：(1)宏观经济层面如何为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实现的环境？(2)在转换角色的过程中，微观层面如何利用内需市场的吸引力，鼓励和促进企业从GVC中的国际代工者，升级为NVC中的“链主”或治理者，即在转换价值链的同时，也实现自身的功能升级？(3)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基于内需市场的虹吸能力，抓住世界金融危机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期，大力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逐步成为具有“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等特征的GIC体系的重要一员？
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根据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和治理GVC的经验，欲成为GVC高端的治理者，其宏观经济条件最起码需要具备：第一，中产阶级崛起并成为社会购买力的主体。根据边际消费原理，中产阶级队伍的规模是决定最终需求规模的主要因素，而后者又是形成市场驱动型GVC以及处于其治理者地位的最主要条件；第二，创新资源积聚能力强。只有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世界级优秀人才不断向本国聚集，投入的研发资源才能使本国公司站在生产者驱动的GVC的高端地位，控制全球技术的生产和扩散；第三，强势货币地位。本币的国际化地位将诱使全球其他国家的出口活动，使本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第四，上述条件叠加，可能会使本国的内需市场成为全球吸引力最强、成功机会众多的市场。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显然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还远达不到让其企业成为GVC治理者的要求，由此决定了中国的企业将在较长的时期中仍然会处于GVC的底部区域。
上述第二个问题牵涉两种转换能力：一是改换价值链，即从基于出口导向的GVC，转向基于内需的NVC；二是功能升级，即从在GVC底部进行国际代工，转型为在NVC高端从事研发、设计、物流、金融等非实体的服务经济活动。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就是“在转换价值链的同时实现功能升级”。这要涉及两个难题：(1)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代工企业往往被GVC中跨国公司所“俘获”，如何让其有能力、有动力改换运作的价值链？(2)要把原来依赖于别人的“外围”关系改造为以我为“中心”的控制关系，由在GVC中的“承包、接包”关系变成NVC中的“发包”关系，由“低端”变成“高端”地位，由“打工者”变成“老板”，由“制造”变成“设计和创造”。显然，这种转变的难度决定了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的成败。
笔者以前的文章曾经从一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验中，分析过一些企业转换价值链的同时实现自身功能升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11)虽然中国企业目前或者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在转换价值链的同时实现功能升级还需要很多宏观经济条件的配合，但是作为可行的、必要的环节，中国企业能不能利用大国经济的优势，在自己的强大的内需支撑下，先升级到NVC中，充当NVC的“链主”或治理者，然后在开放的竞争中逐步形成GIC？这是一个很有趣也是亟需要案例研究补充的问题。就现实性来说，构建本土企业的NVC，可以有三条路径：
一是依托国内市场出口加工企业转做自主品牌，然后一步一步地做成世界品牌。出口加工企业一般不拥有产品品牌，无论设计研发还是市场拓展能力都比较差，它们的优势就是低成本、调整快、可赚取稳定的较薄的利润，但是无法很快地自立山头。因此选择这条路径，企业的发展速度肯定要慢一些，但是步子扎实。这种渐进化地构建NVC的战略，与试图直接摆脱GVC而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进行面对面竞争的做法不同，可能不会立即遭到来自目前处于“链主”地位的国际大买家的围追堵截和坚决抵制。而且，实施这一战略的相对成本也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内企业可以接受的，其相对熟悉的市场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可实施性。尤其是它还可以与加入GVC相结合，即一方面接受原有GVC中国际大买家的订单，在GVC中不断学习，不断积累资金、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又把学到的和自主研发的设计和技术，运用于创造本土品牌并主要在本国市场销售。(12)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著名品牌可以基于国际代工而产生。真正的世界著名品牌都是依据于本国内需，在本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在本国政府支持和社会环境培育中，慢慢地成长起来并被成功推向世界的。
二是依托若干条GVC做国际代工，如同时加入由欧、美、日企业分别主导的GVC进行国际代工。首先在GVC底部进行艰苦的学习，“当学徒工和操作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再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在当今中国的产业集群中，许多企业跨越几种价值链的治理进行运作，企业既可能融入到欧洲跨国企业所主导的、较为注重品质的、具有明显市场交易型特征的GVC中；也可能加入到注重价格参数的美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具有纵向非一体化特征的GVC中，并被其实际上俘获；同时又有可能加入国内的NVC和区域价值链。由于每种价值链的治理方式存在重大的差异，中国企业就有可能利用这种差异加速学习和创新。这为中国企业摆脱国际大买家的控制，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现实条件。
三是在政府和社会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等的帮助支持下，加强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零售商之间的对接，逐步形成国内市场的龙头。中国很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的优质商品都是国外的高价抢手货，但奇怪的是在国内却打不开销路。经过我们的调研发现，主要是这些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零售商之间存在很多对接的障碍，在品种与批量、结算方式、配送方式、市场开发维护等方面都有矛盾。如加工贸易企业大部分商品生产专业化且十分单一，它们大多为中小企业，无力独立发展自有销售渠道和品牌，作为国内的零售商就得一个个地对接数量繁多的加工制造厂，花很长时间就为一种商品，运作成本高。也就是说，在品种批量和配送方式上，零售企业要的是多品种小批量，加工贸易企业做的是少品种大批量。另外结算方式国内是定期结账，而做外贸是信用托付方式，加工贸易企业认为这影响自己的资金周转。因此，开拓内需市场需政府、行业协会搭建平台，如建高档博览会，培育批发市场，战略联盟等，以降低加工贸易企业和零售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13)如降低供销双方交易成本的方法，可以由政府和行业协会出面解决拓展内需的外部性。再如，解决结算问题，可以由中介机构如金融部门介入，实行担保保障定期结账方式。这些都很有必要。另外，加工贸易企业独立发展自有品牌虽然是转型内销的一条途径，但它只适合实力强大的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对于众多的实力弱小的加工贸易企业来说，由大型零售商用自己的品牌去向它们定制比较合适，即相当于向小加工贸易企业发出OEM订单生产。这样大型零售企业既可拓展自有品牌，又可控制质量，取得规模效益。
关于第三个问题，笔者提出中国要从GVC的底部的制造者成为GIC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是本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限于本研究的不成熟，现在只能提出以下看法供批评。
其一，如果说第一波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基于GVC底部进行国际代工，那么，第二波全球化的重点就在于通过形成NVC来加入GIC，形成“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的全球区域创新中心，提升中国发展的控制和支配地位。显然这也是与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走向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和过程相一致的。
其二，从GVC走向GIC，首先形成NVC可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中间阶段。在实践中，由于转型升级需要时间和经验，因此，把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目标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可能是一个比较妥当的战略考虑。在GVC底部的国际代工，只能被动地承接研发和设计占优势的发达国家的制造订单，做低端环节的“在中国制造”业务，无法做到“由中国创造”，更无法做到“为中国制造”。因为一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低端，对研发设计等高人力资本密集的环节缺少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高端环节和业务又主要掌控在跨国企业手中，因此，基于国际代工格局很难发展出真正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技术。中国的高铁、一些重装备工业自主创新的实践证明，真正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开放中基于内需而培育形成。在开放中发展NVC，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和纵深的产业转移基地，培育掌控GVC两端的中国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进入全球区域创新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
其三，本土企业必须依托于内需市场组建中国跨国公司，基于内需市场虹吸国内外高级要素的阶段，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并重新构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中的新秩序。一方面，内需规模对虹吸先进生产要素的力度起着关键的作用。(14)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因信息技术革命和交通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时空被大大压缩，生产要素的流动取决于国家间相对的市场规模。只有那些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才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才有可能为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盈利的可能，也即才具有巨大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根据克鲁格曼(1980)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揭示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原理，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15)因此，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中，如果中国真正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内需市场，那么中国不仅不会成为一个内向循环国家，而会成为一个真正高水平的进出口规模都处于世界前列的中等发达国家。为此中国某些具有优势的区域，尤其是大城市中心，需要做到：(1)通过功能优化和城市再造建设扩大经济规模，为全球创新要素的流动提供更多的平台和发展机遇，在世界经济低谷时期吸收更多的国外优秀人才到中国工作；(2)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扩大内需中占领的国内市场规模，积极主动地发展各种旨在吸收国外高级要素“逆向外包”形式，让一些国家剩余的高级要素为我所用；(3)中国企业也可以或可能“走出去”，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收购兼并或投资新办企业，雇佣或吸收其技术人才为我服务，为中国开拓全球市场发掘和储备技术；(16)(4)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功能，吸收跨国企业集聚和驻扎，推动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培育全球创新链的链主。
三、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结构性改革与支撑要素
观察表明，在很多时候政府似乎都更偏爱选择发展，偏爱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便利性。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虽然改革和开放都是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两者之间也应该是相互促进的有机关系，但在实践中，选择“通过开放促进发展”与选择“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在很多时候其社会经济成本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实施出口导向的开放战略，只需要政府加快对发展性基础设施的投资，着力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降低包括对外直接投资(FDI)在内的投资者的营商成本，就可以通过FDI的增长和代工订单的增加来推动加工贸易的扩张。中国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战略，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得到了迅速有效的实施，开放带动发展的效应十分明显，FDI和进出口贸易呈现“爆炸式”增长，而改革的进程则几乎步履艰难。
选择“通过改革促进发展”，需要触动既得利益阶层，会遭到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反对。因此，推动经济超越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利用内需拉动经济成长，中国政府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结构改革。这包括：打破国内利益集团尤其是各种垄断利益团体的阻挠，以民生和公共福利均等化为核心，实施收入分配改革和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等。结构性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基本前提，因为它决定了中国现实市场的规模和潜力，从而决定了中国吸收全球高级生产要素战略的具体实现。结构性改革也是进一步开放的前提，是深度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力量。结构性改革的难度由既得利益阶层针对社会民众的抗争的妥协程度所决定，由此也决定了实施全球化战略转换的难度。
一系列的综合因素的作用，正在推动中国终结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战略，要求加速启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全球经济放缓可能绞杀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由此成为加速启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外在压力；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使中国快速地丧失制造业国际代工的比较优势，而建立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则必须基于国内市场的支持，否则中国经济将随着制造大国地位的下降而衰退，这是中国必须尽早终结出口导向经济的内在动力；“十二五”计划提出建立创新驱动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中国迈向新的全球化战略的重要引力。
在文章《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中，笔者曾经提出中国经济要形成全球竞争力，最起码必须拥有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支撑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要素究竟是什么？在转换价值链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政府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概括地表达为：基础是全球性城市，主体为全球化企业，分工是全球性产业，中心是全球化人才。由这些要素所支撑的新一轮开放局面，将使中国的全球竞争力、要素配置力、对外影响力在新时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球性城市。城市是跨国企业开拓全球化的载体和重要节点。只有全球性城市才能具备足够的内需规模去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全球性城市不仅是指城市的规模，而且是指城市高度开放的形象和内涵，指城市高度发达的承载和容纳能力，指城市彰显的个性和特色。它不仅要求城市拥有全球化功能的基础设施，而且要求拥有全球水准的城市管理能力、高品质的创业环境和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具备这类特性的城市功能，在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中，往往可以发挥特殊的重要的作用。中国如能把一些条件较好的特大城市建设成为像纽约、东京、巴黎那样具有较强综合功能和辐射力的全球性城市；或像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那样拥有突出的金融、交通、会展功能的全球性城市；或者像日内瓦、洛桑那样以优美的环境和一流的服务吸引众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全球性城市，那么我们就真正具备了依托全球性城市实施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所有基础。另外也应指出，中国以北、上、广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在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例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地铁密度不到香港的一半，仅有新加坡、纽约和伦敦的四分之一左右；公路密度除了与香港水平接近之外，密度最高的上海也仅有新加坡的一半，也不到其余大城市的四分之一的水平。这充分说明中国全球性城市的建设，自身也会释放出巨大的内需市场。
第二，全球性产业。按比较优势原则在全球配置产业活动环节，形成全球产品内分工格局，进行价值链的全球协调的产业，才能称得上是全球性产业。全球性产业的这一特征，使中国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可以充分地利用全球分工，而没有必要像封闭条件下那样追求产业门类的完整性，也没有必要以形成“全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为战略目标，从而可以充分地降低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成本。因为，在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下，产业升级的形式不再表现为产业的整体升级和完整的产品价值链升级，而是对某一具体环节、生产流程和工序等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因此，产业升级就表现为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生产阶段、工艺流程、技术特征的升级。因此，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政府和企业推进产业升级的努力，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整体的价值链升级，而是对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生产阶段、工艺流程、技术特征的逐步推进，从某个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做起，通过干中学效应，最终实现中国在某一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升级。同样，中国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追求在全球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和高度的差别化，即在细分的全球市场内培育“小巨人”和世界品牌。
第三，全球化企业。全球化企业是经济全球化舞台的主角。全球化企业的核心特质是全球化的理念和经营能力。这种能力既可以用海外销售比重、外包的比重、资本的跨国经营比例、人才的国际化程度反映，也可以用企业的全球化视野和思维能力、国际化规则、国际化品牌等反映。为使中国企业全方位开拓和利用国际市场，变在GVC中的“被俘获者”为NVC的“控制者”，或作为GIC中掌握产业技术链高端的一员，根据国际的经验，中国企业需要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通过竞争淘汰和效率竞争，首先在国内完成行业内的大规模收购兼并等重组活动，尤其是必须放手让民营企业进行市场的“进入/退出”活动，从而逐步诞生民营性质的巨型跨国公司。这是形成中国跨国公司所必须走出的第一步。其次才是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和收购兼并活动。只有经历了这两个过程，中国才可能真正拥有具有全球地位的跨国企业。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其论文《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中指出的：“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成为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现象”，“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17)
第四，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人才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和核心资源。这些高层次人才应该具有全球化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掌握本专业的国际范围内最新知识、熟悉国际惯例、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具备较健康的心理素质。这也是全球化人才的几个基本特征。如果说第一轮全球化在要素结构上，是以引进资本、机器设备、技术为焦点，那么第二波经济全球化就是要以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制度创新为焦点；在工作抓手上，前者重点是对基础设施、出口导向的开发区等建设，而后者则要以建设创新平台和创新环境为主；在政府政策上，前者主要是针对物质资本的引进实施各种优惠政策，而后者则是针对人力资本创新进行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鼓励和诱导。为此要把引进和培育具有上述特征的高端人才作为实施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主要手段。尤其是现在，我们应该趁西方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极佳机遇，吸纳一大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时要把提升本土人才的全球化素质作为根本之策，推进教育国际化。
【注释】
①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载《南京大学学报》，2012(2)。该论文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很多读过此文的朋友希望笔者继续深化，由此引发本文写作的动机。
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需是指来自国外的需求，即出口，而内需则是指国内各市场主体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这种需求最终归结为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由于进口的产品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最终用于本国的消费或者投资，故内需中包括进口。下文中的“内需”，就是“投资加消费”。
③以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对欧美市场依赖最重、受其影响最大因而也最困难的光伏产业为例，2011年，光伏产能大省江苏省的用电量是4200亿度，但是这种光伏发电不超过1亿度。如果能提高光伏发电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比如说提高到5％，那可以消化多少光伏产品产能？
④这一比例的持续降低，是国际上唱衰唱空中国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一般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可以忍受这么长时期的、这么严重的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因为如果长此以往，必定会导致无法消化的投资泡沫和严重的银行债务。
⑤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50％的情况，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缩消费、扩大军工投资的特殊时期曾经出现过，但是只是个案。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会在20％—30％、15％—20％。
⑥这是粗略地算消费率。其实，整个社会的消费率指标计算，还要算入居民的服务消费额，以及社会和居民的财产(如房地产)折旧。如果考虑到这些年中国房地产价值连续翻番，每年应该计提的房地产折旧额没有计入社会消费，也可能是极大地低估居民消费率的因素。
⑦按照西方国家统计方法，居民购建房支出也算是投资，而只有支付房租和房屋财产当年的折旧额计入当年的消费。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水平确实低。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居民购房自住的比例要大大高于西方，西方人习惯于租房。这一文化差异可能使中国消费率偏低。关于这方面的差异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需要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来提供证据。
⑧房地产具有投资消费双重功能。中国政府一直把购置房地产行为称为消费。如朱镕基总理1996年要求，把住宅建设培育为“新的消费热点”；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⑨如，宾利高级轿车2011年的销量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次佳水平。宾利在中国的销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839辆的创纪录水平。中国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宾利第二大市场。
⑩关于国内价值链的论述，较早的文献可见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式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5)。
(11)刘志彪：《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4)。
(12)这方面成功的经典案例，可见文献：Gary Gereffi(1999).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8, pp. 37—70.
(13)根据我们对出口型民营企业调研，就为什么偏好出口而非内销问题，企业家们向我们表达了其中一个有普遍性的观点：与国外企业做生意的方式相对于国内来说比较单纯。这说明国内交易成本高昂，急需要改善交易环境尤其是信用环境和政府服务。另外，出口企业转内需市场。更多的是靠企业自身的转变，政府可以做的并不多。当然，在政府和行业协会解决“外转内”过程中，有大量的外部性问题要帮助企业解决，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政府和社会团体在其中的作用。
(14)来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所揭示的基本原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指出，“自然界中任何两个物体都是相互吸引的，引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物体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现在很多研究国际贸易增长的数理模型和实证模型都据此展开。
(15)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0, No. 5, pp. 950—959.
(16)关于中国要转向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用庞大内需虹吸外国高级要素，这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在实践中，我们发现除内需扩大难外，还遇到其他问题。如中企收购外企阻力大。往往收购了资产但是难以获取核心技术；请外国专家到国内指导工作，专家回国后被叫去审查，有的还被判了刑；在外国公司工作的留学生回国创办企业，可能面临再也回不去的风险。这说明全球技术竞争的残酷性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17)［美］乔治·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