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有关媒体连载了经济学者常修泽教授的《论“莫干山会议”精神》以及《向八十年代和莫干山精神致敬》，引起广泛关注，《人民网》、《光明网》《中国改革论坛网》等媒体全文转载，读者对常文提出的“莫干山会议精神”这一命题及其四点精神特征界定，表示赞赏；同时希望进一步了解“莫干山会议”的来龙去脉、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征得《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主持人张卓元先生以及常修泽教授同意，我们将常修泽教授2010年撰写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原文转载。
常修泽教授在书中特意注明:“本章撰稿人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虽然亲历了这一历史事件，但是由于莫干山会议是分组讨论的，笔者只在其中一组讨论。尽管会议过程中代表之间有诸多沟通和交流，但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掌握并不全面。”他希望以此文作为基础征求意见,拟适当时机作进一步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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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论“莫干山会议”精神
常修泽:向八十年代和莫干山精神致敬
常修泽： 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关于中国改革、两岸整合和新普世文明的理论探讨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历史性的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为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并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这里根据自己的历史资料和其他与会者的回忆并参考相关文献，作一阐述。
一、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问题
莫干山会议的讨论，除了价格改革争论激烈之外，还有一组讨论也十分活跃，这就是对外开放组。该组组长是会议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朱嘉明，成员有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城市和内蒙、陕西等内地的代表。由于该组成员总体而言有国际视野，开放意识比较强，而且在此前多数成员对深圳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作过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因此讨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扩大对外开放，而是如何进一步实施扩大开放的战略问题。
（一）关于沿海地带的开放战略问题
沿海开放地带（包括十几个港口城市、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自北向南沿太平洋西岸，形成中国改革开放前沿一线。如何根据这一格局，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有机结构和系统，是首先面临的战略问题。
该组组长朱嘉明以及天津代表杜厦、李罗力等提出，应以大连、天津、上海、广东四个地区为中心来规划整个开放地带的宏观生产力配置。大连重点引进为东北重工业技术改造服务的项目，同时发挥地理优势，拓通欧亚大陆桥，发展转口贸易。天津腹地最大，待开发的资源又很丰富，可在对外开放中逐渐由目前的低水平出口加工转向北方特有资源的精深加工，以逐步建立未来渤海湾工业区的优势产业。上海则有条件向尖端技术和新型产业发展，可在开放中逐步形成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中心。广东除盯住香港市场发展中高档消费品外，还应充分估计到南海石油的开发前景，及时起步为石油开发配套并发展石化工业。
上海与会代表陈平、蔡乃中等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沿海开放城市三大板块的构想：第一板块，从大连到连云港。它们的近海有渤海与黄海油田，东面主要对着日本、韩国等，而向西则是三座欧亚陆桥；第二板块，从温州到北海，它们的近海有南海油田，面对的是中国的台湾省、香港地区和东南亚以至大洋洲诸国；第三板块，自南通到宁波，它们地处中国海岸线中部，近海有南黄海和东海油田，面向太平洋，背靠长江流域广大腹地，形成全方位对外的态势。
围绕沿海地区开放，会议深入讨论了如何创办经济开发区问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指出：“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第一个经济特区就设在意大利西北部热那亚湾的港口附近；从现实看，当今世界其他各地兴办的‘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区’也大多设在国际贸易的交通线上。”他以创办蛇口工业区的实践为“样本”，源于蛇口，高于蛇口，提出了未来各地创办经济开发区应该遵循的八个要点。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李罗力进一步指出：“开发区不能照搬深圳的模式，应允许有利于老市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老企业建在老市区，享受与开发区同样政策。同时国家应明确规定土地使用费标准的上限；还应在开发区内建立封闭的外国人生活区。”与会其他代表也指出要处理好开发区新区与原有老区的关系，并提出“新区为老区服务，外资为内资服务”的政策主张。
（二）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问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沿海开放城市作为中国战略发展的前沿阵地，需要一整套新的经济体制与之适应。不仅如此，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还可能成为全国改革的突破口。认为有必要在“区域的整体改革”和“整体的局部改革”两个方面去摸索新的改革路子。建议在沿海开放地带有选择地逐步推进以下八个方面的改革：（1）计划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逐渐打破条条与块块的计划管制，使企业有权依据互利原则与外资或合资合作企业建立协作配套关系。（2）流通体制改革。外商独资、合资、合作企业的内销产品不应统购包销，这些企业的内供原料和协作产品，可直接通过定货合同解决。（3）价格体制改革。可以考虑在沿海试行“有限浮动价格体制”，应尊重外商独资、合资、合作企业的价格决定权。（4）外贸体制改革。基本方向是少数外贸企业要成为经济实体。（5）分配体制改革。企业应向自负盈亏过渡，以税收为主要分配形式。（6）金融体制改革。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发展股份经济，并逐步建立多功能的地方银行。（7）劳动体制改革。向招聘制过渡。（8）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由政企合一的机构逐步转化为经济协调机构。上述建议，显示了“开放倒逼改革”的思路。
（三）关于沿海地区开放与内地协调发展问题
上海代表陈申申等十分重视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作用。其他上海代表在提交的论文中也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强有力的“资本引力场”，“而中国沿海的老工业基地，经济基础较好，海陆交通方便，作为地区或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正是他们（指外商——笔者注）开辟中国市场理想的前沿地带”。
来自会议西部组的代表郭凡生（内蒙自治区党委研究室）也参加了开放组的讨论，对经济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了挑战，指出“梯度推移理论逻辑和推理的理论基础，基本上还是把中国看成一个闭关自守的封闭系统”。“当前，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新技术革命给了不发达地区一个超越性发展的机会”，因此，他认为“国内技术的梯度推移不能构成一个规律”。这一观点引起热烈讨论，并为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跨梯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朱嘉明执笔的专题报告指出，沿海对外开放，内地也应对外开放。内地开放的重点是利用外资开发资源，这不仅有利于内地的发展，还将促进沿海的对外开放。首先，利用外资开发内地资源可以解决高技术产业产品全部内销后出现的汇回利润的平衡问题；其次，外资深入腹地开发资源必然要在沿海开拓输出窗口，从而贯通腹地和沿海的资源运输线，为沿海吸引外资创造条件；第三，资源运输线一旦拓通，就可能带起一批企业，沿海初级加工工业可顺势向腹地疏散；第四，跨区域配套生产同时也解决了沿海与内地的联合开放、联合致富的问题，并将影响全国性的生产力宏观配置。这是一个大宏观决策，需要国家统筹考虑。
基于上述认识，与会代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逐步开放二连、满洲里等陆地口岸，在内地选择几个利用外资条件较好的地区试办“内陆开发区”。（2）鼓励外资到内地合资甚至独资办矿、修路。（3）鼓励外资在内地或沿海进行资源的初加工和深加工，但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加以限制。（4）鼓励内地直接引进国际一流技术进行重点建设，并给予一定的优惠和资助。（5）鼓励内地部分省区发挥现有的国防工业、航天工业优势，发展一些相关的高技术产业。（6）鼓励沿海与内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协作，内地省区可以到沿海开发区合资办企业，也可以保证原料供应为条件进行合资合作，并享有和外商同等的优惠条件。上述建议不仅对当时有应用价值，而且对此后长远的开放和发展也具有战略意义。
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与上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问题相联的，是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当时称国营企业）改革问题。会议组织者在确定选题时意识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微观基础，那就是国有企业必须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唯有此，才能对价格信号和国内外市场作出理性的反应。围绕此问题，讨论中要点有三：
（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启动点问题
针对长期以来把国有企业看成“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物”的观点，会议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应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市场主体”。基于这种理论认识，会议提出国有企业应以“自负盈亏”为基本方向，以此推进企业改革。
会议明确提出“改革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搞起”的思路。一则，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面广量大,那将对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二则，可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探索道路；三则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灵活性高、适应性强，可以减少改革的成本。从战略上说，会议提出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改革道路，以此可以建立可靠的改革根据地，形成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包围之势.讨论形成下列结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实行不同条件、不同程度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二）关于“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问题
1，相当一部分代表主张实行国营企业“利润留成”改革。
本着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宗旨，相当一部分代表建议对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除本分成”式的“利润留成”改革。实行上述改革后，“交够国家的，剩下是自己的”，企业将有很大的动力，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这实际上是承认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2，少数代表试探性地提出实行“股份制”改革。
持这种新见解的代表认为，实行股份投资，将会使国家一元决策转化为投资者多元决策，同时由国家单独承担投资风险转化为投资者多家承担风险。这些论者主张，“国营小企业可发行部分股票，扩建和技术改造也可发行股票”。尽管提法比较谨慎，没有大胆提出“国营大中型企业可发行部分股票”，但是毕竟提出实行“股份制”改革问题，这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意义非同小可。
（三）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问题
讨论过程中，遇到企业经营不善是否允许“破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理论界和社会上还是固守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不应该破产倒闭。针对这一传统理论，会议明确提出“企业可以破产”。还尖锐提出，“是否允许倒闭，是企业实行真自负盈亏还是假自负盈亏、完全自负盈亏还是半自负盈亏的标志”。会议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企业破产条例”，或“企业破产法”，先在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试行。这是在经济学界较早明确提出“企业破产”，并由此引发“企业破产法”的诞生。
三、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蔡重直、刘渝、齐永贵等金融界代表，对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和发行股票问题颇为积极。
（一）关于近期金融体制改革思路
与会代表指出，中国当时基本上还是实行“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体制。这样，一则割裂了基层银行信贷业务间的资金横向流动，二则割裂了工商业与各对应层次银行的直接关系，资金流动慢，经济效益差。同时，在中央银行与四大银行并存的情况下，由于不存在金融市场，没有中央银行存款准备率、政府债券公开市场业务、证券再贴现这样三大控制手段，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协调与控制能力很弱。对此，会议提出以扩大地方省一级专业银行自主权作为第一步，加强资金横向流动等建议以及金融改革的配套对策。
（二）关于发行股票、发展股份经济问题
这是本次会议触及的最为敏感和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之一。会前，会议代表蔡重直等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出“建立金融市场”，引起会议关注。
会议讨论指出，股票和债券业务是异常复杂的经济活动，特别是牵涉到财产的权利和所有权的利益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的影响，建立社会共同认可的准则，格外重要。对于正在出现的股份经济，千万不能把其中一些尚待成熟的好苗头抑制住，建议“一看，二导，三管理”。
鉴于当时绝大部分股票和债券是直接发行，不通过一定的金融中介机构，发行的股票、债券不允许流动，代表指出，这种局面既不便于社会监督和不利于股票、债券的经营，也不符合其本来的性质。建议各级政府提供条件，使暗中的股票、债券交易公开化、社会化。政府在没有设立专门的股票、债券机构之前，其发行、购买、转化和偿付可由银行的信托部承担。为保护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和购买双方的合法权益，处理双方的纠纷，建议设立适当的仲裁机构。对各类不同性质的企业，会议还提出了不同的股票、债券发行政策，并建议对企业股票和债券的收入征收所得税。这是在国内较早提出发行股票、发展股份制的系统建议，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四、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
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农发组早就作过深入研究。本次会议由于有一批对农村发展素有研究的学者如王岐山、陈一谘、周其仁、裴长洪、白南生、左芳等代表的参加，所以对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讨论比较深入且居于前沿。
（一）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总体形势判断问题
会议认为，我国农村面临着新的转折。连续几年成功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深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全面改组农村产业结构的新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也为完成这个更深刻的变革准备了条件。特别是整个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酝酿，城市和大工业中长期受到束缚的巨大生产力的初步释放，同农村已经实行的改革汇聚到一起，相互激发、势不可挡。新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在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可供决策参考的思想认识和解决办法。
会议着重讨论了新的形势提出的新问题。认为在连续的农业增产，特别是粮食增收面前，出现的新难题是所谓粮食“过剩”问题，表象是“仓容危机”，其实质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流通体制、收入结构中原有矛盾在新条件下的集中体现。决不能由此推断我国粮食问题已经获得根本解决，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我国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增长，既不能够依靠强制生产者接受低价统派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能够依靠国家财政补贴的大幅度增长来维持。真正可靠的基础，应当是社会有购买力的需求。目前对粮食的有效需求并没有完全、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些方面的需求潜力，应充分挖掘。
（二）关于农产品（首先是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问题
与会者认为，影响以上有效需求充分实现的主要障碍，是粮食（及农产品）购销体制不合理,因此，农产品（首先是粮食）购销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更加紧迫。
供给型的生产和分配型的商业，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改弦更张。为此，建议从粮权下放入手，进行粮食及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全面改革。具体的设想是：（1）补贴包干；（2）下放权力；（3）中央储备，并实行保护价制度。
（三）变革农村产业结构
会议认为，变革农村产业结构是根本解决农产品价格和购销体制的基础。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使一部分农村人口从土地经营中脱离出来，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为此，与会者提出选择好先导产业、运用好农村资金（预测：到2000年，需要转移3亿多农村人口，平均每年转移出近2000万农村人口，相应每年大约需要资金200—300亿元）以及处理好政企关系等建议。
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讨论成果，最后形成题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报告，上报中央。3个月后，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村进行第二步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改革”。
除上述议题之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功能问题、关于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以及基本理论组讨论的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等。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阐述。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与人文关怀相关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问题，还没有顾及。例如浙江大学姚先国曾提交了《社会主义劳动基金的两重性与我国工资改革》等，会议未能设小组专题讨论
本文写作参考文献：
1、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会议部分原始资料（常修泽保存和收集）
2、《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报告》（八个报告）载经济日报编辑部《经济文稿》第一期（机密）1984年10月18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汇编》（七个报告），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2期（4月3日）。
3、《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九篇论文），载《经济日报》1984年9月25、28、29日
4、朱嘉明、金岩石、常修泽主编：《当代中国：发展、改革、开放——中青年经济论坛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柳红：《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6、李连第主编：《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7、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载中国善网http://www.chinashanwang.com.
8、Wang Xiaolu（王小鲁）：“Book Review ‘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in Post-Mao China: The System Reform Institute and Policy Making’”(《书评——<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体改所与政策制定>》,发表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期刊》（China Journal）总第52期，2004年7月号）。
9、张军：《莫干山上的价格论战》，《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14日。
10、《黄江南：历史成就未来》，载喻建欢、汤铎铎：《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中信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11、常修泽：《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之道》（关于莫干山会议部分），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决策参考》（增刊2），2010年9月10日。
（文章作者：常修泽，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第十四章,张卓元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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