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

　　（1）为使对外开放有良好的起步，需要先试点、后推开。广东省、福建省要求中央给些特殊政策，先走一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研究后认为，从广东、福建开始改革开放的试点是可行的，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

　　（2）1979年五六月间，谷牧副总理受党中央委派，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和海关总署、外汇管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前往广州，研究制订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方案，具体实施改革开放决策，以求取得突破，取得经验。行前，邓小平叮嘱谷牧：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一指示，给了工作组全体同志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5月11日，谷牧副总理带领的中央工作组住进了广东省委招待所小岛宾馆。次日听取了两省的情况汇报后，立即在广东开展调查研究。广东省虽有许多加快经济发展的条件，但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经济管理体制又不顺，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中下游的水平。在深圳，老乡们说：1964年、1965年那个时候，我们这里的生活比香港那边好，不少香港人都跑到我们这边来，是“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把人心搞乱了、生产搞垮了、生活搞苦了，盼望中央给想个好办法，改变现在的面貌。回到广州，先是座谈务虚，统一认识。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作组成员、两省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及主管负责人。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把广东、福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是十分正确的，同时群众热切盼望中央赶紧拿出一个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摆脱贫困的好办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紧迫感。但对于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中央部门同地方的同志认识上有不少分歧，有时不免争得脸红脖子粗。每当有的发言出格的时候，谷牧都要批评、指正，掌握会议的正确方向。会议既有心平气和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不时又会带点火药味。但如何共同努力制订出一个好的改革开放方案来，仍是共同的心愿。

　　（3）会议真刀实枪的较量是在具体制定政策阶段。首先是财政、外汇改革。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都同意实行大包干。当时在江苏等省实行的财政包干已取得良好的效果和初步经验。但是，如何包干、具体基数如何计算确定等，有明显的分歧。其次，计划、外贸、企业管理权下放到什么程度，物资、商业体制如何改革，都有激烈的争论。谷牧副总理在听取各分组讨论情况汇报后确定：总的原则要体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部门同志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地方同志也要有全局观念；算账宜粗不宜细。大家要同心协力，共同为改革开放闯出一条路来。当时叶帅正在广州休假，每隔几天谷牧都要去汇报，听取意见。当时在广东省委、广州市委担任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杨尚昆，都担任过中央的重要职务，对地方情况又了解。这样，各方意见协调起来也容易一些。最后，两省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定了这样几条：（一）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外汇管理体制，实行包干制；（二）下放计划、外贸、企业管理等权限；（三）物资、商业体制适当运用市场经济的作用；（四）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行政辖区内划出适当区域试办特区。

　　（4）上述前三项改革是对原有计划经济的重大突破，是需要勇气的。试办特区更要有大无畏的胆略。首先是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特区属于什么性质？与旧中国的租界有何不同？必须给人们明确的答复。这个问题一时成为会内会外，吃饭、散步都讨论的热点问题。后来有人拿来一本《列宁选集》，查到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实行“租让制”时，把“租让制”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家领导和控制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私合营经济也曾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这给大家很大的启发，认为按“租让制”定性还是可以解释通的。大家认为，我们办的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有根本区别：是出口特区，区内全面行使国家主权，与在不平等条约下产生的殖民地性质的“租界”根本不同；特区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更多地吸收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方式、扩大出口的“试验田”，完全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在这个基础上，研究确定了在特区实行以下政策：（一）特区的经济建设要以吸收外资为主、市场调节为主、扩大出口为主；（二）对外商投资实行特殊优惠税率；（三）对特区商品进出口给予方便和特殊优惠；（四）简化人员出入境手续；（五）特区企业职工实行合同制，由企业自行招聘、试用、解雇，职工工资由企业自行确定，建立职工退休养老和社会保险制度；（六）特区要设立与非特区的严格的隔离设施；（七）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制订特区的各项单行法规，规范特区各项权力和行为。

　　（5）6月5日，工作组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前往汕头调研，察看了可能开辟为特区的位置。然后到福建省，具体研究讨论了福建省涉及的某些特殊问题。紧接着赶到杭州和济南，分别向陈云、李先念作了汇报。他们对提出的方案都表示赞同。

　　（6）6月中旬，党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开会，听取工作组的汇报。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以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7）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于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会前，由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的江泽民，带一个先遣组前往广东调研。他们深入乡镇、企业、商店座谈了解情况，与各级干部和群众个别交谈，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时隔仅一年，广东已大不一样，处处可见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勃勃生机，郁郁葱葱的南粤大地开始换新装。实践表明，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两省的有利条件，加快两省的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但也明显看到两省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仍较紧张；对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有关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认识还不够一致，领导工作也跟不上。因此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确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方针和办法，鼓足干劲，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