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增产竞赛运动的特点

由于建国初期的时代特点与历史环境，这次农业增产竞赛运动体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

第一、具有明显的政治鼓动性，略带有政治运动的某些色彩。如这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所以这时的劳动竞赛强调对农民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全国范围的农业增产运动也被称

为“爱国主义丰产运动”。运动中提出“前方打仗，后方生产”、“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爱国多增产，抗美援朝鲜”等针对性很强的爱国口号，并以增产粮棉、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为运动的主要目的，号召农民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掀起真正爱国主义的生产热潮。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深入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背景下，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实际上也肩负着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责任，由此更具有了某些明显的政治运动色彩。

第二、运动是有组织而不是自发开展的。中共中央、政务院在有关文件中都提倡开展增产竞赛运动，农业部更是专门下过许多文件，对竞赛运动进行具体的部署和指导。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不少省、专、县都设立了爱国增产竞赛办公室，专门负责领导和掌握运动，如山西省l952年有80个县成立了县、区、村三级爱国增产竞赛工作委员会，并建立专人办公、不断检查、经常联系的工作制度。有的省在中央的领导下，根据本省实际提出明确口号以指导运动，如河北省提出“爱国丰产竞赛是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口号，号召各地把一切工作都与劳动竞赛联系起来。有的省、区还提出开展“万组千村竞赛运动”、“百村千户万户的丰产竞赛”等口号，这些既说明了竞赛规模之宏大，也说明竞赛是在各省区县的组织领导下开展的。

第三、竞赛形式多样。如1951年和l952年除了有全国范围的挑战、应战和省、县的逐级挑、应战的连环竞赛外，还有县级以下的多种多样的竞赛形式。以竞赛的单位来分有：组、社、户、农场的相互和交叉竞赛；村与村赛、区与区赛、县与县赛、干部和干部赛。其中村与村赛又分三种形式：一村与一村赛；几个村与另几个村的集团竞赛；若干先进村向一般村挑战、一般村应战。县与县竞赛除一县与一县赛外，也出现一个专区之内东部各县和西部各县的集团竞赛。以竞赛的内容来分有：单项作物增产竞赛，全面增产竞赛，某项工作和各项工作的竞赛。在增产竞赛中还出现分别增产等级，由群众自由选择某一级参加的宝塔式竞赛。同时增产评比工作也密切配合竞赛运动广泛开展，并实际上成为竞赛运动的组成部分而有力地推动了竞赛运动，其评比内容一般有比爱国、比互助、比增产、比技术、比领导等。甚至有的评比内容无所不包，甚为庞杂。

第四、劳动竞赛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结合。各地普遍进行了组织起来的前途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批判了单纯“发家致富”思想，使农民把生产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及国内有关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订立爱国公约和当时扫盲运动的开展，也提高了农民参加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积极性。与政治思想结合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深入贯彻农业生产政策，如贯彻鼓励生产的负担政策，即产量高了不增加农业税。各地除贯彻政务院l951年农林生产十大政策外，中南、华东等地区还先后颁布了本区的农业生产十大政策，其基本精神是奖勤罚懒，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使他们在思想上能够放心发展生产。

第五、政府注重奖励兑现，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中央农业部1951年和l952年都颁布了丰产奖励办法，对这些奖励办法政府注重兑现奖励，以增强竞赛运动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吸引力，对达到奖励标准的农民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1951年和l952年，两年中仅受到中央农业部奖励的模范单位和个人就有553个，1952年并授予黑龙江肇源县委书记任国栋，山西平顺县李顺达、郭玉恩及翼城吴春安等4人以爱国丰产金星奖章。省、县每年亦逐级颁发奖品。

1950年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农劳模大会后，各省、县也按期召开农业劳模大会或劳模代表会议，交流经验，给予奖励。据统计，l951年全国县级以上的农业劳动模范有10万人左右，1953年达30万人以上，他们对全国农民努力发展生产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和榜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