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年经济困难发生的原因
　　

1959～1961年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困难，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海外学者早已关注到这次饥荒，但由于资料上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90年代研究成果有所突破，掀起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粮食安全的第一次高潮。

最早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伯恩斯坦于1984年发表的论文《斯大林主义、饥荒与中国农民：大跃进时期的粮食收购》，他认为粮食统购计划随着虚报产量而水涨船高，1959年和1960年粮食统购率由此前的25％猛增到39．7％和35．6％，而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还下降了30％多。因此，“大饥荒”的原因在于政府粮食统购“过了头”。［10］彭尼·凯恩在20世纪90年代对“大饥荒”的起因、范围和饥荒对中国人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粮食安全与政府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关注。［11］尼古拉斯·R·拉第认为，“大跃进”时期，对浮夸的粮食产量报告的信以为真，导致了国家计划安排在195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由此导致粮食产量相应减少13％，大约为2500万吨。这种错误决策是造成粮食严重短缺的重要原因。［3］（pp．402～404）林毅夫等人认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社员没有退出权，因而搭便车（偷懒）的制度缺陷无法根除，形成社员的普遍偷懒，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人民公社的体制弊端是形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12］张欣和文贯中建立了一个“实证推论”为基础的模型，将“大饥荒”的有关因素都包括进去，他们认为，和生产有关的诸因素与“大饥荒”的发生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由于粮食供应量减少引起的，也不是政府的粮食调运引起的，而是由于公共食堂的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引起的。［13］杨大利的进一步研究注意到一个现象，这就是1959年出现的“大饥荒”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到1960年反而更加严重了？他认为，“大饥荒”的深层次原因还是政治性的，其他如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只是“大跃进”中一系列极端政策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并不是“大饥荒”的唯一原因。［14］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研究的还有尼古拉斯·R·拉第和肯尼斯·利伯索尔的《陈云关于中国发展的战略：一种非毛主义的选择》［15］、尼古拉斯·R·拉第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6］、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17］等，这些研究从“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战略、粮食收购与消费的数量关系、忽视农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继续“大跃进”造成政府救灾不作为以及庐山会议等偶然事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必须指出的是，海外学者的上述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对1959～1961年的中国气候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在政治层面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析缺乏重要的自然条件支持；二是使用西方理论和范式对中国的具体事件进行分析，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之间缺乏有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