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高于一切

　　国家利益是衡量出兵与否的定盘。正确的战略决策需要对形势和趋势作出科学判断，需要统筹全局，需要大视野大智慧。国家安全与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环境密切相关。朝鲜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大举进犯朝鲜的同时，公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境内，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已命令美军参战，公然声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当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十余艘军舰进驻台湾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10月7日，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朝中边境进犯。美军飞机频繁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矛头直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如何维护我国安全是当时不得不作出的战略抉择。毛泽东明确决断：“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是以战略家的气魄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决策。

　　参战最能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朝鲜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想到苏联可能出兵。但是，斯大林担心美苏两家直接交手，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因此，苏联除了道义上支持外，主要是贷款给中国，再用贷款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弹药。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朝鲜人民请求我国出兵援助。1950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毅然决策，克服一切困难，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以至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宣称：如果他当选，就停止朝鲜战争。杜鲁门为了推卸责任，不得不拿麦克阿瑟作替罪羊，撤去了他的全部职务，把朝鲜战场上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奇微。实践表明，出兵朝鲜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战略决策。正如毛泽东所说：出兵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派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党中央、毛泽东的果断决策，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执政能力，体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的战略能力。

　　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相融合促进国防发展

　　国家战略牵引军事力量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加强国防建设的机遇期；同强敌较量，是促进国防发展的重大战略契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面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主力，除数十万美军和韩国军队外，还有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比利时、希腊、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联邦等16个国家的军队，各种情况比国内战争要复杂得多。在朝鲜半岛上，作战双方兵力最多时达到300万人。敌军装备好，火力强，机动快，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劣相差很大。这对我军作战带来了许多困难。正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军加快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过渡，武器装备大力改善，陆军中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的数量和质量有很大提高，空军、海军得到较大发展。这标志我军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指出：“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军事战略体现出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相融合的深刻内涵，战胜敌人是强化军队建设的战略抓手，军队发展成为打赢局部战争的实力基础。

　　作战战略和发展战略相融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抗美援朝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最终迫使美军接受停战谈判。我们贯彻边打边建的方针，取得显著成效。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实践推动一支百万大军的发展，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相互融合，加快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后，我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有力地牵引了军队建设发展。2005年12月，胡锦涛提出“五个统筹”，进一步体现了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