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社会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和优良传统之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党和政府将拥军优属纳入抗美援朝运动范畴，并在春节、八一建军节等节庆期间持续组织相关活动。其中，北京市于1951年、1952年、1953年春节期间，密集开展了宣传动员、实物慰问、军民联欢、寄送慰问信、慰劳伤病员、组织赴朝慰问团等一系列拥军优属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蓬勃开展，对于鼓舞志愿军指战员士气，丰富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性的形式和内涵，解决烈属、军属的生活困难，提升社会优抚工作质量，巩固军民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美援朝；春节；拥军优属；军民关系
开展“双拥”工作，是新中国国防和军事史的重要内容。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要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这一重要讲话充分说明“双拥”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和优良传统之一，为我们进一步考察新中国国防和军事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即重视开展“双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拥军优属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双拥”工作的考察，主要在研究抗美援朝运动、新中国优抚工作、新中国国防和军事史等问题时略有涉及，但专题性分析研究比较薄弱。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北京市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期间开展的拥军优属工作为例，依托相关档案和报刊资料，探讨拥军优属工作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价值，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
一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利用春节、八一建军节等节庆之机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拥军优属工作优良传统为历史经验；以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社会优抚工作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为实践基础和制度依托；贴合这一时期国内抗美援朝运动蓬勃开展的社会氛围。
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形成了血浓于水、生死与共的军民“鱼水情”。其中，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党凝聚军民关系的重要举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向红军烈属、军属和伤残军人开展优抚工作是党领导苏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为加强军民团结，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组织拥军优属工作。其中，1943年陕甘宁边区拥军运动的开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强调拥护军队是边区人民与政府应尽的责任，必须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提出“拟定今年二月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随后，中共中央在指导各根据地拥政爱民的工作中，进一步细化时间安排，把农历春节所处的时段作为重要的工作节点。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要求：“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规定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和拥军月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军区政治部“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指示中所指明的“正月全月”，正值农历春节期间。此后，在春节期间集中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成为党的军事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推动社会优抚工作，为在节庆期间集中开展包括拥军优属在内的“双拥”工作奠定了基础。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军人、军属、烈士、烈属等的优待就被纳入社会优抚工作的范畴。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5条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应由人民政府给以适当安置，使能谋生立业。”随着社会条件的稳定，军人、烈属、军属统计工作得以稳步开展。1955年3月，“全国烈属、军属共为3000万人，复员建设军人（包括残废军人）据1950年至1954年底的统计，共有254万多人”。这一数据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优抚工作对象规模庞大，拥军优属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做保障。
为推动新中国优抚工作的发展，党和政府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度，为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提供保障。例如，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下简称政务院）批准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视能力之所及协助政府及人民团体办理”“烈属工属、老弱、孤独、残废等贫苦无靠者之救济及游民改造等工作”。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布中央军委、政务院令，通令实施新的《铁路军运暂行条例》，规定：“部队人员持正式护照乘坐各种客车、散座，一律享受半价优待；运送伤病军人的列车或专列为上级列车，应尽一切可能优先。部队应按期向铁路部门提出托运计划，双方保证执行。”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以下简称内务部）颁布《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五个优抚条例，规定了对于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和革命烈士、革命工作人员、民兵民工的各种优待抚恤办法。
与此同时，在拥军优属机构建设方面，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拥军优属工作主要由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统筹指导，各地纷纷建立领导机构。以北京市为例，1951年2月，北京市春节拥军优属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全市拥军优属工作。由“京市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驻军推派代表二十三人组成，并互推张友渔副市长为主任委员、华北军区张南生、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为副主任委员。全市和各区成立拥军优属分会，领导与开展各区拥军优属的活动”，为北京市拥军优属工作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力量。
在新中国社会优抚、拥军优属工作逐渐开展之际，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节日期间集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的必要性。1950年10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1月，《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现应着重进行对朝鲜前线志愿部队的表扬和慰问……使全国人民深刻了解志愿部队的作战对全国和全世界的伟大意义。”之后，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活动，帮助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调动起全社会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积极性。
拥军优属作为联系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沟通前线与后方的重要方式，成为社会各界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途径。195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性：“现在革命虽然胜利了，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作最后挣扎，美帝国主义还在侵略我们，人民解放军现在还是辛辛苦苦地担负着肃清土匪和保卫国防的重任。因此，我们应该拥护军队，帮助军队，安置和照顾革命残废人员，优待烈士和军人的家属，把优抚条例认真地贯彻起来”，同时提出：“可以趁着新旧年关，展开军民之间的联欢和文化娱乐活动，互相拜年贺喜，发动群众慰问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各自规定一九五一年做好‘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的计划。”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普遍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下发，将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为爱国运动的中心工作之一，强调做好募集慰劳品、救济品，组织慰劳团赴朝鲜前线，写慰劳信给志愿军，春节慰问志愿军家属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稳定的体制机制依托和坚实的实践土壤。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双拥”工作传统，在领导机制、工作内容、组织方式等方面为新中国开展拥军优属运动提供了可遵循的历史经验。党和政府对烈属、军属优抚工作的重视，特别是新中国优抚工作机制、规章制度的初步建立，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工作的实施明确了责任机构、政策制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慰问烈属、军属和人民子弟兵的工作。此一时期的“春节”拥军优属运动，正是根植于上述特定时代背景而展开的具体实践。
二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全国各地积极组织“春节”拥军优属工作。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以春节作为拥军优属工作的关键时间节点，于1951年、1952年、1953年春节期间，密集开展拥军优属工作。例如，1950年12月22日，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新旧年关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一年新年和春节之际，应在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中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分别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现在美帝国主义者正疯狂地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和我国邻邦朝鲜，严重地威胁祖国的安全。因此，必须不断地提高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国际主义思想，巩固与提高军队爱祖国、爱人民及保卫东亚与世界和平的战斗意志，提高人民拥护与支援军队的热烈情绪”。1951年2月，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春节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家属运动》的通告，要求在这一活动中，“力求实际地帮助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解决生活上和生产上存在着的困难”，“依据各地的风俗习惯，采取不同的方式”。1952年12月，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联合发出《关于一九五三年新年至春节进行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的指示》，提出：“可邀请军队中的战斗英雄、学习模范和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作报告，或组织座谈，用他们亲自经历和目睹耳闻的事例来说明人民军队确是最可爱的人，以加强拥军优属的观念”。这体现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和政府对春节拥军优属工作的高度重视。
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中组织了一系列丰富活动。据档案资料显示，北京市1951年、1952年、1953年“春节”拥军优属工作都有详细的计划和总结，不断探索新中国拥军优属工作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参军、复员、伤病员休养等工作都在进行，军人、军属数量处于不断变动之中，难以有一个稳定的数字。我们只能根据具体时间节点的数字，概略了解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北京市“春节”拥军优属工作对象的规模。例如，1951年12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以下简称北京市民政局）就初步拟定的春节慰劳烈、军属及开展拥军优属工作计划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提交报告，指出“本市烈军属数字较大，共约12万人”。1953年7月，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际，北京市烈属、军属数量有29906户、126073人。面对数量众多的烈属、军属，北京市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中，从宣传动员、活动组织、实物慰问、联欢活动等多个方面做出具体安排，重视通过拥军优属检查社会优抚工作质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动员方面，强调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
通过一系列宣传动员实践，面向全社会宣传抗美援朝战争形势，进一步凝聚保家卫国的共识，形成同仇敌忾的氛围，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工作目标。相关宣传工作以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痛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暴行等为宣传重点，引导各界群众克服亲美、崇美、恐美情绪。此时期，北京市在制定“春节”拥军优属计划时，均将这一类宣传工作置于突出位置。例如，1951年元旦前夕，“聂荣臻市长、张友渔、吴晗副市长印制了贺年片两万张，送发本市烈、荣、军、工属，每户一张”。贺年片上写着：“庆贺新年，我们要以全力来击败美帝的侵略，巩固既得胜利，保卫祖国的安全，保卫世界和平，我们要在各方面以模范的行动支持正在开展着的抗美援朝运动，直到最后胜利”。再如，2月，北京市门头沟文化馆为继续扩大与深入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运动，“从二月七日至十四日（旧历元月初二日至五日）在该馆举行四天的展览会内容为，抗美援朝连环漫画，‘美国侵华百年史’、‘中朝关系’美帝侵朝战争的失败，美帝‘纸老虎’，原子弹不可怕”等共百余幅。
在突出重点问题的同时，北京市还重视宣传抗美援朝战争的局势。通过开展时事宣传，引导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关注战争态势，增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积极性。例如，北京市民政局在1953年新年至春节期间进行拥军优属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各区应充分先召开时势座谈会，谈论研究时事问题，提高军属及广大群众的政治认识”，“揭露美帝国主义拖延谈判准备继续侵略战争的阴谋”，体现了此一时期“春节”拥军优属工作在开展政治宣传方面有着凝聚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情感、振奋抗美援朝士气的重要意义。
（二）活动组织方面，注重塑造全社会拥军氛围
党和政府在组织抗美援朝运动时，注重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拥军优属光荣的社会风尚。1950年11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提交《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强调：“群众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应该以多数群众可能办到的事情来号召”。11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总体上来看，北京市在组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春节”拥军优属工作中，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开展相关工作，既重视政府牵头组织的大规模集体性活动，又要求各区、各单位举办特色活动，同时还引导人民群众自发开展慰问烈属、军属的活动。
第一，北京市政府集中组织了大规模集体活动。1951年春节，北京市在城区就组织了军民联欢大会、军属联欢庆功大会、军属市民联欢会、拥军优属联欢会、春节团拜会、军属慰问等形式各样的拥军优属活动。例如，学校和部队共同参加各界拥军大会；公安总队、中央戏剧学院在军民联欢大会上进行表演；华北军区在军属联欢庆功大会上播放电影；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参与向军属报喜慰问；由学生、部队、团体代表向烈荣军属送慰问礼品；学校师生、市民、军属共同参与军属市民联欢；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团校师生给军属拜年；等等。为保障大规模集体活动场地，北京市还专门开放了华北中学、中央团校、民主剧场、中央戏剧学院礼堂、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等一批场馆，为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提供场地支持。
第二，北京市各区、各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了一系列特色活动。除参加北京市集中组织的春节慰问活动之外，北京市社会各界充分结合行业特点，面向本系统烈属、军属展开拥军优属工作。例如，1951年2月，北京人民印刷厂职工与烈属、军属开展联欢活动，“有参加抗美援朝志愿部队和军事干部学校工人们的家属，及该厂其他的军属烈属共计一百多人”。又如，北京市公私营商店的店员及家属1万多人在中山公园举行了庆祝中朝人民胜利春节联欢大会，“北京市百货公司、粮食公司、以及私营国营药业工会等单位参加演出。有腰鼓、歌舞剧、相声、话剧等十余个节目”。
第三，在全社会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推动下，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烈属、军属生活，丰富了拥军优属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例如，1953年春节期间，“工人自动捐款慰劳烈、军属，中、小学学生积极响应‘少年儿童做好一件事’的号召，给烈、军属扫房，挑水，洗衣，推碾等。如宣武区十四中学的同学们，给烈、军属扫房，够不到高处时，大的驮着小的扫，看到芝麻店二号军属张老太太的窗户破了，自动的买纸给糊上了，感动的老太太拉着他们不叫走”。人民群众积极开展的拥军优属活动，深刻反映出北京市“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盛况。
（三）实物慰问方面，提高烈属、军属的生活待遇
关心烈属、军属的生产生活情况并给予必要的物质保障，是党和政府组织拥军优属运动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在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高度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通过社会救济、慰问等多种形式慰问各界群众，尤其是给予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具体情况如下：
在慰问形式上，主要有慰劳品和慰问金等。慰劳品主要包括面粉、肉类、鱼类、电影票、游园票等。据《人民日报》报道，仅1951年春节期间，北京市政府就“拨优待粮五十三万斤，于春节前发放给贫苦烈军工属。以其中一部购猪牛羊肉发给全市一万九千一百五十三户烈、军、工属。每户一、二人者发猪肉一斤，三、四人者二斤，五人以上者三斤。为对烈士家属、立功家属、二等以上荣军和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家属表示特别关怀，按上述标准加一人计算”。在财政列支的经费之外，社会各界又通过捐款捐物、制作慰问品等方式，对烈属、军属等进行实物慰问。北京市1951年春节拥军优属运动总结指出：“除了政府在春节之前每人发白面二斤、肉一斤（共合人民币五亿六千八百六十九万八千九百元）之外，人民群众又捐献人民币五千八百七十三万元，肉一千五百三十三斤，白糖九十斤，其他面粉、毛巾、肥皂、袜子等甚多，使烈、军属们愉快的渡过了春节”。同时，北京市各工厂也展开春节慰问军属的工作。例如，“七十兵工厂党、工、团负责同志，四日上午十点钟，和腰鼓队一起出发，到该厂参加军干校的同志家去慰问，赠送各军属毛主席像和一些春节礼品：鲤鱼、春联等物”。
在慰问标准方面，因烈属、军属生活困难程度不同，为集中社会资源，减少浪费，北京市实施分类慰问原则，细化实物慰问的标准。例如，1952年春节期间，北京市民政局根据“烈军属及残废军人”的生活情况分三类进行慰劳：“第一类为贫苦之烈军属，占全市总军属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每人慰问一万，需两亿六千四百万元。第二类为较贫苦者，占总人数百分之十五计算，每人慰劳七千元，需一亿两千六百万元。第三类为其余百分之六十三为非享受实物优待户，每人慰劳四千元。需三亿零二百四十万元。以上需款六亿九千二百四十万元。其中残废军人除特一等的一并给予较优的生活补助外，慰劳标准均按一万元，慰劳品为面粉、肉类等。同时，对在京休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伤病员进行慰问，共一千五百人左右，计划每人两万，需款三千万元。以上两项，共需款七亿两千二百四十万元”。在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正激烈进行，国家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北京市能够将大笔经费用于拥军优属工作，足见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四）生产扶持方面，解决烈属、军属的生产困难
关心烈属、军属，既要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又要支持他们就业和参加生产，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困难。需要强调的是，解决烈属、军属的就业和农业生产困难，不仅是拥军优属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优抚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春节”拥军优属工作具体实践中，党和政府注重检查社会优抚工作成效。众所周知，面向农村地区的烈属、军属开展代耕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不断探索的拥军工作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在土地改革、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进一步完善代耕工作的同时，对城市地区烈属、军属面临的就业困难也及时予以帮扶。
检查代耕工作落实的情况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代耕工作，发布了一系列指示。例如，1952年7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有关互助合作运动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中就指出：“对烈、军属的土地代耕问题，应以乡或村为单位民主评定，应当代耕的土地和所需的人工，按照人民政府规定，合理分配代耕义务，实行固定代耕制”。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内务部党组《关于四年来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在总结优抚工作方面的情况时指出：“烈属、军属土地估计为一亿一千余万亩，现在代耕的约五千余万亩，有六百余万烈属、军属经常地或临时地享受到实物补助”。北京市在1953年新年至春节期间拥军优属工作中，注重通过工作检查推动代耕工作的落实，要求“郊区应根据本市代耕工作方案，切实整顿代耕（方案另发），健全代耕组织，认真评定代耕户和代耕亩数，适当缩小代耕面，并作好春耕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除代耕工作之外，北京市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中也推动了城市烈属、军属就业问题的解决。1953年5月，北京市民政局在该年度新年春节期间拥军优属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部分烈、军属就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根据西四区调查，在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的烈、军属中还有一半未找到工作。失业的烈、军属一致反映：‘我们不愿享受政府补助，希望介绍工作，解决永久的生活问题’”。为此，北京市通过组织生产、介绍就业等方法解决烈属、军属的就业困难。据一份北京市优抚工作报告材料记载，在组织烈属、军属生产就业方面，“自进城时起，我们即贯彻了以组织军属生产、介绍就业为主、实物补助为辅的工作方针，四年来由于政府的努力，群众的支持，全市革命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的生活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部分获得初步提高，全市现已组织起来的生产有被服、装订、针织、制鞋、制盒厂等十九种，三十处”。
总之，北京市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中开展了宣传动员、实物慰问、精神慰问、生产扶持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除此之外，北京市社会各界还通过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寄送慰问物品，给立功志愿军指战员举办庆功会活动等方式，不断丰富拥军优属运动的内容。
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开展，对于推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作用。一方面，从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角度来看，拥军优属运动是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全社会支持抗美援朝的浓厚氛围，鼓舞了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的战斗热情。另一方面，从对国家军事建设的意义来看，以抗美援朝“春节”拥军优属运动为代表的国防和军事建设活动，带动人民群众兵役观念悄然发生变化，“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以社会优抚为代表的“双拥”工作制度化得以加强，为新中国“双拥”工作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开展
社会各界如火如荼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抗美援朝运动有着丰富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在春节期间集中开展的拥军优属运动，有助于深入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其中，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是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一环，在此期间，人民群众相应开展了拥军优属实践。例如，在北京市订立的爱国公约运动中，“不少工人、农民、工商、医务、电影等各界以及市民在自己的爱国公约中都订入了拥军优属的内容，自觉地来照顾烈军属”；“京西矿务局机电厂的工人们在爱国公约中订着每周慰劳军属一次保证使不产生困难”。虽然这些具体实践并不局限于“春节”时节，但春节期间拥军优属运动的开展，推动了这些活动的落实。
与此同时，“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开展，调动起全社会关心烈属、军属、军人的积极性，丰富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人民群众自发组织了一系列拥军优属实践活动。以照顾伤病员为例，人民群众主动慰问烈属、军属和志愿军伤病员，涌现出一批优抚模范。例如，优抚模范刘秀英，“从1951年4月开始，每天到志愿军伤病员医院去慰问，给伤病员拆洗衣服，把夹袄改成棉袄，棉袄改成单的，共给伤病员洗了5475件衣服，拆洗被子70床、棉衣60套。她前后收到恢复健康重上前线和转业伤病员的感谢信600多封”。这说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工作，营造了全社会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有力地汇聚起全社会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磅礴力量。
（二）鼓舞志愿军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支持，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共识，也是支撑志愿军指战员英勇作战的重要信念。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传递了社会各界对志愿军及烈属、军属的崇敬和爱戴，巩固和发展了人民群众与人民子弟兵的血肉联系，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不畏强敌、同仇敌忾的战斗热情。1953年9月，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做《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原因时强调：“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优待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工作，把优抚工作作为支援前线的重大任务。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各地城市和农村的人民都尽了很大努力，采取许多措施，以保证烈属军属的生活和生产，这样不仅鼓舞了烈属军属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直接鼓舞了前方将士的士气。”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使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备受鼓舞，他们深切感受到祖国和人民的关爱，进一步凝聚了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对祖国人民的无限热爱，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量。
需要补充的是，拥军优属运动对志愿军的激励作用，还体现在社会各界对志愿军指战员展开的一系列慰问活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通过寄送慰问品、慰问信等方式，鼓舞志愿军指战员英勇作战。例如，北京市各学校的“学生们经常给志愿军同志们写慰问信，并建立了联系”。“志愿军常把同学们送给的礼物做成立功的珍贵奖品，他们有的在战斗时，喊着同学的名字，英勇地杀敌。大大鼓舞了前方士气”。
面对社会各界的关心，志愿军指战员纷纷表达对全国人民的感谢和杀敌建功的决心。例如，一名来自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战士表示：“你们的伟大行动不仅表现了我们伟大中国人民的高贵品德，也表现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使我们体会到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我一定完成战斗任务来报答祖国人民。”这生动地体现出拥军优属运动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支持作用。
（三）塑造新型国防意识和兵役观念
转变人民群众的兵役观念，塑造保家卫国的国防意识，亦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旧中国“抓丁拉夫”“吃粮当兵”等观念影响，人民群众存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等旧式兵役观念。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一系列贡献，特别是志愿军指战员保家卫国的形象，推动人民群众转变兵役观念，以参军光荣为特点的新型兵役观念逐渐形成。1951年“春节”拥军优属运动期间，人民群众纷纷表示，人民军队“不但在本质上区别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而且真正是祖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的保卫者”。
与兵役观念转变相适应的是，志愿军及烈属、军属政治地位的提升。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期间拥军优属活动的开展，使得人民对军人、烈属、军属的关注度空前提升，烈属、军属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尊敬与爱护。广大群众认为“不照顾好烈、军属，就对不起前方的志愿军”。“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尽一切努力帮助志愿军的烈、军属，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人民群众通过多种形式，表达了对志愿军和烈属、军属的尊重，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
（四）促进新中国社会优抚工作的开展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立足于新中国社会优抚工作，而此一时期的“春节”拥军优属工作，又促进新中国社会优抚工作的实施。这里需要明确拥军优属与社会优抚工作的区别。概括来看，春节期间的拥军优属、社会优抚都体现出对志愿军及其家属的关爱，但相比较而言，前者是专项工作，有着运动性、临时性的特点；后者是国家职能机构的日常业务，有着制度化、常态化特点。二者相互配合，丰富了新中国国防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形式与内容。考察北京市拥军优属工作，离不开代耕、就业、安置、优待等工作方面的研究，这些内容也是“春节”拥军优属工作的重要检查对象。例如，1951年10月，彭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议：“在明年春节前后全国各地对优抚工作再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并以基层政权的辖区为单位，订出明年优抚工作的具体计划”。
如前所述，为彻底解决烈属、军属的生活困难问题，北京市在拥军优属运动中通过慰问烈属、军属检查了优抚工作，关注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这类检查工作为优抚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优抚工作检查，北京市发现了优抚工作存在的不足。例如，北京市在1951年春节拥军优属运动总结中指出：“由于各方面的协助，使政府对于优军抚恤工作更深入了一步，并通过群众运动检查，政府的优抚工作。这次，烈、军属们提出了‘政府对军属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发粮有偏差’‘对军属教育不够，对不享受优待户的联系少’‘生产组织不够健全’‘政府对代耕工作重视不够，方法也欠妥’”等意见。针对这些意见，北京市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因此，在拥军优属工作中检查社会优抚工作，发现和解决相关问题，有助于同步提高拥军优属和社会优抚工作的质量。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北京市“春节”拥军优属工作的开展，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丰富了“双拥”工作的内涵，提升了“双拥”工作质量，为“双拥”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加强以拥军优属委员会为核心的体制机制建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全社会参与；结合时事开展宣传动员，通过拥军优属引导人民群众关注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增强国防意识；丰富活动形式，增强军人和烈属军属的荣誉感、获得感，提高其政治地位；以拥军优属为契机检查社会优抚工作质量，形成拥军优属与社会优抚相互促进的良好机制；等等。
2023年7月，恰逢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从拥军优属的角度考察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是抗美援朝研究的重要视角。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在节日期间蓬勃开展的拥军优属运动实践，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拥军优属的具体方式因应社会发展而相应变化。其中，作为直接解决烈属、军属生活困难的措施，实物慰问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前文对1951年和1952年相关数据的引用，说明了实物慰问标准的变化。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实物慰问被取消。例如，1953年6月，为节约财政开支和集中资源照顾生活困难的烈属、军属，北京市正式取消实物慰问。时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的万丹如曾就关于执行并宣传好“节日取消对烈军属和残废军人的慰劳问题”的意见致函张友渔：“关于本市今年自端午节取消对烈军属和残废军人的节日实物慰劳问题，我们曾于六月五日召开各区优抚工作干部会议作了工作布置，为了征求群众意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已于八九日分别召开优抚工作委员会议和各区军属代表优抚委员会大会，会上各委员及军属代表都一致同意取消节日的实物慰劳，把款集中用于补助贫苦烈军属的生活”。因此，从1953年端午节开始，北京市没有继续对烈属、军属普遍开展实物慰问。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新中国优抚工作制度的完备，对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的优抚工作有政策保障；二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即将胜利，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准备实施，且国家财政资金尚不充裕的情况下，集中资源照顾贫苦烈军属的生活，是合乎实际的举措。另一方面，从精神层面来看，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生动体现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内涵。这既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突出体现，也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强调：“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北京市“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历史实践，生动再现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精神，充分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军事制度所特有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优势。理解这种基础和优势，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在新时代新征程继承和发扬好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作者简介］刘进伟，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岩岩，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