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一时期军工管理体制的变迁情况可以发现，政府对国防工业的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政府对国防工业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管理的模式，中央高层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如兵工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等，而且将其置于军事管理部门（中央军委、国防部）的直接领导之下，体现了国防工业完全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特征。二是政府对国防工业的具体管理活动实行的是“军民分离”、“行业分割”、“科研生产分开”的管理方式。国防工业由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进行专门的管理，并进行具体的规划和指导。尽管期间有“军民结合”的思路，比如，1949年成立重工业部对军事和民用工业进行统一领导；1958年2月，将原来管理国防工业的二机部与一机部、电机部合并，组成新的一机部，统管全国机械工业。但不久国防工业就由专门独立的军工管理部门进行领导。不仅如此，国防工业的各行业也由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进行条条管理。至改革开放初，核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航天工业和导弹工业分别隶书于第二至八机械工业部管理。不仅如此，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活动也相互分离，分别由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两个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三是军工管理机构调整和变动频繁，一般经过几年就要调整一次，有时一年之内进行几次调整，缺乏相对稳定性。
这一时期，政府对国防工业的管理的手段主要是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军工的资源配置、行业发展规划和空间布局都集中体现在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中，而且军工发展计划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比如，“一五”时期，在苏联援建的150个实际施工项目工程中，国防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②]进入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三五”计划以后，国防工业在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中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一是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吃穿用；二是兼顾国防，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尖端技术；三是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③]从“三五”计划开始，我国用了近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实施了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国防工业发展战略，并投入了国家的大量经济资源。在“三线”建设期间，从1965年到1980年，我国在13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资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其中，在1970年拟定的“四五”计划中，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和建设项目占全国计划的一半以上。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政府在国防工业发挥的这种特殊作用，从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的效率角度来讲，既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国防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政府利用自身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强制力量作用，集中资源发展国防工业，使我国在“一五”时期就先后建立了兵器、电子、船舶、航空、核、航天等现代国防工业部门。与新中国成立时相比，国防工业的发展已经跨越了好几个发展阶段，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了一二百年时间所走过的道路。二是军工生产能力获得了迅速的提升，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实现了质的突破。这一时期的国防工业不仅专业门类齐全，而且科研手段基本配套，人才队伍素质高、力量强，装备生产能力和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时不仅具备生产飞机、舰艇等大型装备的研制能力，而且具有尖端技术装备的研制生产能力，以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先进军工技术和产品的研制相继获得成功。三是有力地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和内地经济开发。国防工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国防工业的高速发展不仅促进了武器装备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带动了冶金、机械、化工、材料等一大批工业部门的进步和发展。历经十余年的“三线”建设，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的进步，给内地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为我国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然而，政府在国防工业运行中发挥全能作用，也带来了许许多多消极影响。政府作为唯一投资者，承担了国防工业发展的全部风险，不仅使政府背负着承重的包袱，而且由于企业缺乏应有的经济利益压力和动力，军工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低下，使社会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不仅如此，由于政府在国防工业发展中扮演“全能政府”角色，几乎完全否定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加上政府内在缺陷而导致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国防工业的运行效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国防工业发展过程中突出其单纯的军事导向，不仅国防工业的发展日益偏离经济效率目标，而且使国防工业只能发挥服务军事的单一功能，不能有效的发挥其服务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工业规模过大，资源投入过多，从而挤占了大量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制约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是基于安全考虑的“山、散、洞”的布局结构，导致军工生产的运输成本和协作成本居高不下，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较低；三是“军民分离”、“条条分割”和“产研分开”的军工管理体制，不仅使军工和民用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分工协作，而且即使军工内部不同行业之间和科研与生产之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协作关系，资源的重复配置和浪费现象比较突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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