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核武器与6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外交事务
　　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小的震撼。他们一度认为中国核爆炸将打破国际均　势、过去依靠苏联的许多非洲国家将会更多向中国靠拢，［30］ 中国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亚非“推进革命”，［31］中国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要求取得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　 ［32］。此外，中国原　子弹的爆炸引起了印度的紧张，向美、英、苏三国寻求核保护，增加了巴基斯坦对地区局势的　忧虑。　 ［33］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筹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地区性联盟，并且分别同英国、苏联两国酝酿包　括地下试验在内的全面禁试条约和限制核试验谈判以阻止中国进一步发展核打击力量。［3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更加强调核武器作为后备的积极防御战略。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要准备美国人可能发动战争……所以需要加　强国防。我们一方面搞国防现代化，包括搞一点原子弹，这是为了起制约作用，使帝国主义不　敢轻举妄动，长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35］1964年11月底，叶剑英同全军高级将领谈国际局　势问题:“核武器不可能解决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本性。帝国主义并不会因为我们有了原子武器就从台湾撤走，从南朝鲜撤走，从南越撤走，从日本撤走。相反，他们丝毫没有放松侵略活动……我们原子弹爆炸并不意味着我国周围　的形势缓和了，太平无事了。”［17］（p.613）从现有材料来看，核爆炸并没有使中国外交政策立时发　生改变。陈毅向中外记者表示，“中国并不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中国的核武器　只用于防御。” ［29］（p.1124）
　　针对1963年七八月间苏、美、英三国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国政府曾提出全世界所有有核和无核国家都彻底、全面、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36］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在致世界各国首脑的电报中再次提出这一建议，他指出，既然核武器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应该让所有的国家参加，而且应该不分大国、小国都有权发表意见。同时要使拥有　核武器的国家受到限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然后才能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 ［8］（pp.494～495） 中国坚持主张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并不仅仅针对裁军和核禁试问题，也　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紧密相连。周恩来曾对英国贸易大臣贾埃说:“有人会说，　为什么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不可以在联合国讨论，而要另外召开会议?阁下懂得，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了，而且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　了，也还有一些国家一时不能被联合国接纳。” ［8］（p.495）

　  随着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壮大，美苏等大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亚非国家和英、法的舆论都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原子大国，不能再被忽视，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禁止核武器的努力没有中国的合作不可能起作用。联合国再不接纳中国是没有道理的。［37］
　　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向斯诺表达了中国对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他说:“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他问斯诺:“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中国进入联合国怎么办，找个什么理由不进去?”斯诺说:“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回答:“不能。联合国三分之二要我们进去，我们不进去，不是　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通过美国是侵略者，　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　的。现在，我们不想进去，美国不愿意我们进去。” ［23］（pp.19～20）
　　9月29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明确表示:“如果本届联大出现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情况，问　题也没有解决，联合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改组和改造。联合国还必须取消谴责中朝是侵略者的决议，并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是侵略者;由全世界大小国家重新审定联合国宪章;所有独立国家都　应包括在联合国，帝国主义傀儡都要驱逐出去。” ［29］（p.1124）　 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增强了中国在国　际舞台上坚持自己原则和意见的实力。
　　四、核武器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会谈。马尔罗问道:“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自己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有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中国也有了武器、军火，又　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中国，不知需要什么　东西?”毛泽东回答:“需要时间。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 ［3］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做出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签署。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历程，核武器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安全问题始终困扰着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使国防现代化始终占　据首要位置。1985年，鉴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对此做出了调整。　他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　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　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38］反思新中国60年所取得的成就，对比1956年面对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矛盾所做出的安　排，不能不说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核实力给　中国带来的安全保证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自信心。

　 正是在自身国防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和国际地位逐渐上升的同时，中国发展为一个积极参与　国际多边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尤其在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问题上，中国于1984年加　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92年3月9日递交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书》、承诺履行防止核武器　扩散的义务并且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扩散核武器，1994年1月正式向其他四个核武　器国家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1999年完成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　政府审议程序并将条约提交给全国人大审查。截至2005年，中国是唯一对联大“建立一个无　核武器世界:需要一项新议程”、“核裁军”、“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和“国际法院对使用核　武器的咨询意见”、“无核安保决议”等重要核裁军决议投赞成票的核武器国家。［39］
　　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提升了中国领导人对于自身国防安全的信心。面对国内经济建设　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果断做出裁军一百万的决定，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　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　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外交上强调“我们中国不打　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38］（pp.126～128）
　　1988年10月，邓小平谈中国在60年代发展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　时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　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8］（p.279） 邓小平将核武器作为体现民族能力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体　现了中国从蔑视“纸老虎”到追逐“蘑菇云”，再到倡导核不扩散、核禁试和核裁军的负责任　大国这一转变中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国际形势和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与战术。60年来，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对武器与人辩证关　系的理解、对人民战争的信赖以及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方针的遵循，　都使得这种变化只发生在战术层面。不变的是除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诉求之外，还有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的多种诉求。由此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为何强调原子弹的政治意义而非军事意义，为何在成为核大国后又积极参与到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合作中来。
　　［参引文献］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3］《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谈中法关系及中国国内形势等问题》，外交　部档案110-02029-08。
　　［4］《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
　　［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6］《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页。
　　［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439页。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10］《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11］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6～19.
　　［12］《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1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86页。
　　［14］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5］《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16］《人民日报》1955年1月18日，第1版。
　　［17］《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344～345、491～493页。
　　［18］《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1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65～366页;《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
　　［21］《周恩来总理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109-03909-06。
　　［22］《叶剑英军事文选》，第350～351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497页。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5期
　　［23］《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作家斯诺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106-01265-06。
　　［24］《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9页。
　　［25］《我国外交部关于日本美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声明及蒙古、捷克、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收到我声明的　复照》，外交部档案 105-00435-01（1）。
　　［26］《毛泽东主席接见古巴访华军事人员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 111-00632-03。
　　［27］《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印尼代表团谈话记录（谈原子弹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新兴力量会　议问题）》，外交部档案 105-01917-02。
　　［28］《西德议员施万来信谈我将试验原子弹事》，外交部档案 110-01406-01。
　　［29］《陈毅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5页。
　　［30］《巴基斯坦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反应》，外交部档案 105-01254-04;《法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应（我　驻法国、捷克、加纳、坦桑尼亚、印尼、罗马尼亚使馆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756-01。
　　［31］《英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映（我驻英国代办处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697-05。
　　［32］《法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应（我驻法国、捷克、加纳、坦桑尼亚、印尼、罗马尼亚使馆报回有关　电）》，外交部档案 110-01756-01。
　　［33］《周恩来总理致函印度总理夏斯特里阐明我对核武器问题的立场和建议》，外交部档案 105-01262-01; 《巴基斯坦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反应》，外交部档案 105-01254-04;《英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映（我　驻英国代办处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697-05。
　　［34］《美国部分媒体对我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反应》，外交部档案113-00398-01。
　　［35］《古巴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主席及邓小平总书记接见谈话摘要告驻古巴使馆》，外交部档案 111-　00531-03。
　　［36］《人民日报》1963年7月31日，第1版。
　　［37］《巴基斯坦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反应》，外交部档案 105-01254-04;《法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应（我　驻法国、捷克、加纳、坦桑尼亚、印尼、罗马尼亚使馆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756-01;　《英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映（我驻英国代办处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697-05。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29页。
　　［39］《中国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情况的国家报告》，http://www.china-un.org/chn/zgylhg/cjyjk/npt/t1962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