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核战略再探讨
　　1963年中国原子弹试验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国际社会议论纷纷。聂荣臻对军工领导干部　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　……（他们）认为中国有原子武器，对他们的实力政策、威慑力量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12］（p.498）　 核试验成功后，叶剑英强调:“我们手里有了核武器，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武器，　用来打破敌人的核垄断、核讹诈，用来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来说，我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有多少原子弹，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我们不靠原子弹来解决战争问题，也不靠原子弹解决战役、战斗问题。” ［17］（p.614）　 理解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政治意义而非军事意义的重视，要从革命时期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中国领导人从社会制度上对自我认知两个方面来看。
　　“积极防御”从战略上而言是防御，但从战役、战术上来讲却是积极组织进攻，所谓“防御是最好的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21］然而，防御并不等于没有强大的武装。正如叶剑英所说，有没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可携带原子弹的飞机、人造卫星等这些武器，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能维持到什么程度。这些武器的存在特别是人造卫星的出现，“帝国主　义就是另外一个态度，对战争又有另一种看法”，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科学、必须加强武装。然而，“无论我们的武装力量如何强大，我们的军事科学如何发展，可是我们在战略上还是要坚持防御”。［17］（pp.351～352）

　　以加强自我武装力量实现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实践上来源于革命经验，从观念层次上则源于　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性质、国家资源等的认知以及同帝国主义的对比。当时，中国是拥有6.4亿人口的大国，但在世界上仍然落后;中国要变得强大还需要时间，即使将来变　强大了，仍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拥有各种资源的天府之国，不需要　扩张或侵略夺取人家的资源，这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所决定的。但是，帝国主义还存在，它要侵　略中国，因此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坚持“积极防御”战略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22］
　　1965年1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及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　的书《不定音的号角》时说:泰勒的意思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否用这种东西制胜。当斯诺问他是否仍然认为原　子弹是纸老虎时，毛泽东轻松地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　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即便在中国拥有原子弹以后，毛泽东仍认为原子战争并不是件好事。他说:“根本不要打原子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 ［23］在毛泽东看来，原子弹的战略价值远远大于战术价值:“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试验。” ［23］摆脱落后是推动中国追赶拥有原子弹的先进国家的动力。追赶先进国家，首先要缩小中国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差距，而“两弹一星”是赶上先进水平的排头兵。 ［24］
　　其实，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中国追赶先进的道路并不平坦。1960年1月19　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署了《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日本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准　备新的侵略和战争，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25］就在中国周边环境日益　紧张之时，同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带走重要图纸资料，中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24］（p.1573）
　　面对困难局面，科研干部对国防尖端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形成了尖锐的争论。以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坚定认为，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不只是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　局面……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还因为“‘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毛泽东和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意上述“攻坚”意见，这给在原子弹研究一线工作的领导们以极大鼓舞。［13］（pp.809～811）
　　随后，核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中国领导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将“四个现代化”作为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鼓励人民打破常规、实行技术革命时，他反问道:“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　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 ［20］（p.441）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发展核武器可以带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现代化的建设，不　再被人看不起。196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还是不发达的国家。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欺侮你们，也欺侮我们。”［26］ 近一年之后，他又对印尼代表团说:“（新中国）比较旧中国有一点进步。但是，比较世界上经济先进的国家，那就很落后。美国　是看不起我们的，英国是看不起我们的。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苏联这些国家它们都看不起　我们。这个看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的东西多，技术先进。譬如原子弹嘛，美国、苏联就多得很。如果要甩，那就不晓得要死多少人。因此，他们欺负我们，也欺负你们。”［27］此外，迫使中国日益认识到核武器必要性的深层动机，还有来自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在维护安全以外的　另一个基本诉求:外交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尊重和平等地位。

　  早在1960年12月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联邦德国议员施万就写信给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考虑利用“西方领袖国家中还看不出美国将要采取什么政治路线”时，通过放弃爆炸原子武器来申明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决定权。 ［28］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发展　原子弹、导弹等先进军事技术有助于重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此上述建议自然被中国　婉拒。通过拥有核武器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共同期许。在1958年6月21日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　导弹”，因为虽然它们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9］（p.374）1965年4月，陈毅在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子弹、导弹发射基地时说:“你们赶快把‘两弹'搞出来，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29］不仅不能放弃爆炸原子弹，而且还要同那些想要遏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国际行为作斗争。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　器试验条约》。周恩来指出:“三国条约的基础是错误的……是把既成事实摆在人家面前，强迫人家签字。在国际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是强权政治，不是国际平等。”这个条约的目的，“就是要束缚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足，束缚民族独立国家的手足，而允许美国试验和扩散”。 ［8］（p.496）
　　如果说追赶最先进、“腰杆子硬起来”、不再“被人欺负”等话语，反映了一个新生民族　国家在国际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追求的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赢得国际尊重并维护国家安全等基本目标的话，那就不难理解在中外事务对比及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对比的认知同国家建设的互动:“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中国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形象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形象对比都掺杂在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标设定、计划实施和民众动员之中;核武器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中国对待外交事务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仅仅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还有革命领袖的革命理想和情怀，有中国作为新生民主国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获得平等地位　的外交需求和追赶先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