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历程，由此起航。

　　实践证明，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历史时期，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一座花园楼房里，写下了他为积贫积弱的中国绘制的复兴蓝图《建国方略》。在这幅蓝图里，他提出了扩建黄浦江右岸，以“新黄浦滩”为基地建设一个“东方大港”的设想。

　　今天，继承了孙中山先生遗愿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浦东这片土地上实现了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理想。

　　开发开放浦东，从决策到实施，不到３个月。从浦东传来的桩机轰鸣声，全世界为之震动。

　　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一天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会见斐济总理时说，在上海浦东建立新开发区，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敏感的境外舆论，很快察觉到中国这一战略决策背后的深远意义。１９９０年５月，《纽约时报》以浦东开发办的成立为由头，对浦东开发作了半个版篇幅的报道，标题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对浦东开发开放作出这样的解读：选择上海及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作为９０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基地，应当说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成熟及向纵深发展的体现。

　　１９９５年的《浦东新区年鉴》这样描述浦东新区一天的对外经济活动：１９９４年浦东新区平均每天新批外商投资项目２.８个，每天引进外商合同金额７１０万美元，一天的外贸商品出口总值４９３万美元；平均不到４天就有一个５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签约进区，累计已有４４家国际知名跨国企业落户浦东。

　　浦东开发开放，迅速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版图。在南方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基础上，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带动着全国经济发展。

　　浦东开发开放，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内涵。以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为突破口，浦东率先全面推开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实现人才自由流动，国内首个保税区、首批中外合资外贸公司、首批国内跨地区的外贸子公司都落户于此。

　　决策顺应民心，必然出现乘数效应。上海和浦东的百姓，用他们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对党中央英明决策的坚定支持。

　　１９９０年５月３日，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挂牌。一位浦东乡民在看完整个仪式后找到有关负责同志，一定要将家中几亩地和一栋房子捐给浦东开发；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时年８４岁的退休工人赵寿保在目睹了这个历史性时刻后，动情地对有关负责同志说：“你们可一定要努力啊！”

　　过去２０年间，最集中体现全党意志的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连续４次对浦东开发开放作出再动员和再部署。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鼓励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

　　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党中央的殷切关怀和厚望，成为激励浦东不断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党中央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浦东发展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作出的明确指示，更引导着浦东开发开放“每年都有大战役，每战必胜”。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中，江泽民同志多次来到浦东考察，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对外开放等方面，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１９９５年江泽民同志在浦东考察工作后指出，要把浦东开发开放搞得更好，不仅在经济建设上成为龙头，而且在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起带头示范作用。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仅用１０年时间浦江东岸就建成了一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区。１９９９年，这里成为“财富全球论坛”的主会场所在地。江泽民同志在论坛开幕晚宴上说：“今晚我们所在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６年前还是一些简陋的住宅和农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生机盎然的金融贸易区。”

　　一年之后，在文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又是这样介绍即将成为下届会议举办地的浦东新区：“浦东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浦东的上海科技馆召开。当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１４３个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