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古城楼

偏安一隅　文化繁荣

　　习惯了“六王毕、四海一”式的思维，南京的文采风流就容易被贬低为一种“偏安王朝的文化”。但是，与其说是南京选择了偏安，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选择在南京偏安。

　　习惯了“六王毕、四海一”式的思维，南京的文采风流就容易被贬低为一种“偏安王朝的文化”。但是，与其说是南京选择了偏安，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选择在南京偏安。回望五千年的历史，禹贡尧封、海内澄清，固然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不容“卧榻之侧”鼾声的帝王心态，也使得战乱连连，民不聊生。而文化的繁荣，需要军事的安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文学创作，甚至需要一点点政治上的悲情，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而南京既有长江天险可抵胡马，军事上得以韬光养晦；又有腹地江南，“衣冠南渡”之后几成天下粮仓；同时，中原的陷落，离乱的忧愁，让避居南方的汉族士大夫伤感和追念不已。有了新亭之泣，才有后世一篇篇怀古思人的金陵文章。因此，自东晋定都南京以来，中国的文化重心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千里大转移。用谭其骧先生的话来说，“……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说历代王朝在南京偏安之时，多是文化百舸争流、群星闪耀之际。

　　毫无疑问，南京首先是当之无愧的诗赋之都。早在三国时期，吴地百姓的民歌对后代五言绝句的形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晋偏安建康，产生了陶渊明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人。南朝偏安建康，其文运之昌，可谓空前。此时讲求平仄粘对的近体诗一举取代古风玄言，一时间名家辈出，从自信“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占八斗，吾占一斗，天下才共分一斗”的谢灵运，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庾信、鲍照，上承魏晋，下辟隋唐，蔚为大观。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降至隋唐，南京已经开始呈现出天下文枢之气象。诗仙李白出生于远离中原的碎叶城，而作为北边陲的汉人，南京是他心中的文化圣域，以致他曾建议迁都南京。他传世的八百多首诗，和南京有关的就有近二百首之多。南唐二主的绝美词章已经成为不朽，后主李煜更是被誉为“千古词帝”。眼睛甚高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也忍不住赞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矣。”除了催生出中国古典诗词的大量传世名作，南京本身也已经成为被反复抒写的重要主题。纵观一部诗词史，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古都，比南京更多地被反复吟咏。

　　南京还是一座群星璀璨的书画之苑。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所创新定型的楷书、行书、草书，为后世万代所宗。画家顾恺之，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画有苍生来所无”，《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画作气味古朴，生动流畅，成为后世工笔画的典范。几乎同时代的雕塑大师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器度巧绝”，“百工所范”。他的出现，一改汉魏以来佛像形制粗朴、不足瞻敬的风格。五代南唐间，顾闳中绘成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神摹态，登峰造极。同时，南唐画苑里群星璀璨，催生了像徐熙、董源、赵千、巨然、周文矩和王齐翰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画家，开启了北宋画坛三百年的兴盛。清三代间，南京产生了著名的以龚贤为首的八位画家，世称“金陵画派”。而在中国画坛上施惠无涯的教科书《芥子园画谱》，也出自南京。以至近代以降，南京画界依然大师辈出，诸如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群星灿烂。

　　南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名著之城。在这里诞生或者和这里息息相关的典籍、小说、理论作品，比比皆是。《世说新语》里知识分子的众生态，或洒脱，或执着，或狂狷，或隐逸，让后世文人追慕不已。南朝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从“坎坎伐檀”式的原始随性走向日渐法度森严和成熟理性。明初，多达两万多卷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南京编撰而成。明末到清代，南京产生了许多知名文学家和一流文学作品。寓大义于才子佳人的《桃花扇》、讽世相于士子儒生的《儒林外史》，以及不朽的经典巨著《红楼梦》等等，都以南京的历史为背景，以金陵城的景物民情为素材创作而成。此外，清初学者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考证《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而《三国演义》里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更是家喻户晓。因此，四大名著中，就有三部和南京城有关。

　　南京还是一座佛教之都。公元247年,孙权为印度僧人康僧会修建了江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庙“建初寺”，这也成为佛教在中国南方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元520年，印度僧人达摩来到南京，一苇渡江，在浦口定山寺面壁修行。而此时的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身体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记述描摹的就是当时佛教之盛。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其中法眼宗，源于南京的清凉山；三论宗的祖庭，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寺；牛头宗的发祥地，是南京雨花台外的牛首山；天台宗的创始也与南京息息相关。南京也是中国最早、最多瘗藏圣物的地方，特别是最近，南京长干寺地宫的考古发现，其中阿育王塔供奉着佛徒们顶礼膜拜的佛顶骨舍利。明初的大报恩寺塔，近八十米纯以琉璃烧制而成，成为世界奇迹。也是在南京，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而被称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所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则一直是世界性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中心，最近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南京为佛都，恐怕一点儿也不为过。

　　南京是汉语史上众多成语的肇始之源。正因为南京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历史，有许多谈吐雅致、卓尔不群的风雅名士，汉语里众多的典故成语都和南京息息相关。这些成语，题材广泛，造字典雅，可称语言史上一大壮观。有雄奇壮阔者，如“东山再起”、“多难兴邦”；有悲伤婉约者，如“新亭对泣”、“寄人篱下”；有描摹相思者，如“一往情深、”“青梅竹马”;有感叹命运者，如“破镜重圆”、“人琴俱亡”。当然，更少不了和舞文弄墨相关的“一目十行”、“大笔如椽”、“入木三分”、“渐入佳境”、“画龙点睛”、“江郎才尽”。其他出自南京的成语，诸如“自毁长城”、“千载难逢”、“量体裁衣”、“天花乱坠”、“管中窥豹”、“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

　　南京更是中国教育科技史上的重要文枢。在南京城，三国时期的学者王蕃写出了中国天文学重要著作《浑天说》，陈卓创建了全天恒星体系，南朝的祖冲之编制出了新的《大明历》，计算出了圆周率，甚至复制了指南车。南京对一部中国的科举史，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明成祖朱棣因“天子守边”迁都之后，留都南京依然是名符其实的天下文枢。明清两朝，六百年里江南才士辈出，以至清朝一半的状元、一半的国家官员，都出自金陵城的乡试。“南闱”之盛，曾经让北京黯然失色。曾国藩生平引为自傲的，不是率湘军子弟克复金陵，也不是以汉人而封一等侯爵，而是能够座主南闱，在金陵城开科取士，看天下英才尽入其彀！

　　这些文化史上的辉煌，这些南京人物、南京现象，无不是被所谓“偏安一隅”的金陵之山、建康之水所滋养。

　　成败功业，易归尘土；道德文章，能照千秋。疆土和征服，从来不是历史的全部；文明和文化，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功业辉煌如成吉思汗者，金戈铁马，纵横踏欧亚大陆，征服的疆土须以经纬度来衡量，诚可谓人类史上最成功的疆域扩张者。然而，没有文化的支撑，再大的功业也只是过眼云烟。蒙元帝国，至今几乎无迹可寻。而曾经偏安的南京，已不止是一座大地上的千年古都，更是永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折射着我们文化里最优雅气质、最高贵品德、最聪敏才华的记忆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