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会议的意义:促使农村形势逐步好转

　　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扭转农业工作和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是下了大力气的。为了使各项政策能真正贯彻落实到群众中去,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中共中央决定将条例草案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进行讨论。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指出,目前农村人民公社还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及时适当地改变,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为了改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贯彻落实条例,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即3月23日,结合对《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介绍,再一次讲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讲话中,毛泽东还坦承自己新中国成立后调查研究不够,同时他认为,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还是不甚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他还说:“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25]

　　同一天,中共中央就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党的高中级干部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并指出,近几年农业、工业方面的具体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断。这段时间,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对于这样一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绝不可忽视和忘记。中共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将调查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订出制度,造成“空气”。在调查中,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只要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顺利地解决,各方面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26]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贡献,在于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虽然这个文件也存在历史局限,如仍然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仅是生产的组织单位,还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队与队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条例草案虽然提出在分配中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但对这种社员间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没有加以否定;虽然条例草案也提出公共食堂必须坚持真正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同时又强调“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而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恰恰是广大社员最有意见的两件事。但是,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对于人民公社化以来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要想一下子全都得到解决,也是不现实的。这个条例草案明确规定缩小社队规模,要求给生产队一定的生产管理自主权,强调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要求恢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具体规定,都为广大农民所拥护所欢迎。更为重要的是,自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来,对公社一直是只能唱赞歌,不能说公社体制有缺点,但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给予了重视,并下决心对公社体制进行调整。“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规定与北戴河会议以来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规定相比,表面上是一种退步,但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体现了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另一个意义,在于统一了党内高层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并作出了全党下决心开展调查研究的决策。由于当时一哄而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刚刚降温,经济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未充分暴露,因而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还不能触动,对困难的严重程度和造成困难的原因也还没有充分认识。但是,与会人员已经意识到这几年工作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离开了实事求是原则, 离开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必须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与会人员也纷纷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必须加强调查研究不但成为与会者的共识,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全党的共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全国农村开始了“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试行工作。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从中央到县一级,各级党委都组织了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仅中央就组织了习仲勋率领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谢富治率领的河北邯郸调查组,杨尚昆率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陈正人率领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胡耀邦率领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率领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率领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率领的山东泰安调查组,廖鲁言率领的山西长治调查组等调查组。各级党委派出的调查组带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农村,一面宣传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一面进一步了解农民的愿望要求。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对广大农民反映强烈的供给制、公共食堂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修正后的“农业六十条”取消了供给制的内容,并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应完全出于农民自愿,实际上等于允许不办食堂和解散食堂。通过“农业六十条”(草案)及其修正草案的贯彻,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的形势也逐渐好转。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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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1135~1136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8页。

　　[4]《毛泽东文集》第8册,第250~251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册,第252、253、254页。

　　[6]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42页。

　　[7]《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第508页。

　　[8]《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1号(1961年3月16日)。

　　[9]《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3号(1961年3月17日)。

　　[10]《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8号(1961年3月19日)。

　　[11]《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3号(1961年3月17日)。

　　[12]《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3号(1961年3月17日)。

　　[13]《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1号(1961年3月16日)。

　　[14]《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3号(1961年3月17日)。

　　[15]《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12号(1961年3月22日)。

　　[16]《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16号(1961年3月22日)。

　　[17]《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14号(1961年3月22日)。

　　[18]《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第15号(1961年3月22日)。

　　[19]《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8、420、421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313~314页。

　　[21]邓小平:《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1961年3月19日)。

　　[22]彭真:《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1961年3月19日)。

　　[23]《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632页。

　　[24]《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635、636页。

　　《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