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会者共识:“要下决心搞调查”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之初,全国上下都为能找到这样一条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能找到这样一种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而高兴。近代以来,中国太贫穷太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理所当然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充分显示出新制度的优越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大跃进”的做法违背了客观规律,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生产力所能承载的程度,结果产生了欲速则不达的局面,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对此,人们开始反思原因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局面?于是,党的领导层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这几年调查研究少了。

　　1961年3月19日和20日,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调查研究问题。

　　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陶铸第一个发言。他说, 1958年以来,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总的来讲,我们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各方面,都建立了很大的家当。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下面(省委以下)确实犯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主要表现是:在大好形势面前,脑子发热了,想的和做的很不谨慎,往往不顾实际可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做了许多蠢事。对于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陶铸认为最根本的就是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正因为没有很好进行调查研究,情况不甚明了,盲目地干,就不可避免地要碰钉子。如果谨慎一点,虚心一点,多做调查,多做试验,也不至于犯这么多的错误。

　　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说,问题的关键是各级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去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必须采用分析、比较、回忆对比的方法,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深入一点对全局来说是一个局部,就一个点来说,必须全面摸,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摸。例如三七开,公共食堂,各阶层的反映不同,要了解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一定要听一听困难户、有意见户的意见。用背对背、面对面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15]

　　西南、西北小组会上,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甘肃省问题原因很多,基本原因有一条,就是不做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工作中,不是党的组织活动,而是个人的活动,真实情况反映不上来。也下去作调查研究,但脑子里先有个框框,只听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不愿听真实情况,只接近少数干部,不向群众作调查研究。这样的调查,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东西。[16]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说,不认真进行调查,不仅不可能准确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也不可能准确地执行中央、主席的指示。要少犯错误一定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他还坦承自己对调查研究做得不够,大部分时间用之于开会、谈话、看文件,很少深入基层解剖麻雀,系统地调查研究工作更少。因此,对许多情况不甚了了。今后一定要转变这种事务主义作风。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说,必须把领导方法的重点放在调查研究工作上,摆脱一部分日常事务,自己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亲自动手系统地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也承认,三年“大跃进”付出了一定代价,有过严重的教训。工作中的若干错误,如果认真做些调查研究,就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工作中的缺点,可以缩短对事物认识的过程。[17]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说,到东北工作后,走马看花是有的,系统调查研究未做到。并不是没有时间,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无论从当前实际工作看,还是从长远的发展看,都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只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就能更进一步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就可以将工作做得更好。[18]

　　在这一天的中南、华北小组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也就调查研究发表了讲话。

　　刘少奇说:“这几年调查研究工作减弱。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当然,还有其他根本方法。”“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各省程度不同,各行各业程度不同。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至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刘少奇强调:“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打电话要数字,能作为决定政策的根据吗?现在提倡讲真话,要改变这种情况。要转变下面的作风,首先要看上面的态度,他看你眼色嘛!看你要什么嘛!不转变作风,就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可以先从反面提问题,让他把两个方面的情况都拿出来。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最后,他表示:“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19]

　　周恩来这一天也参加了中南、华北小组的讨论会,刘少奇的这一番话,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也提出了自己对调查研究问题的看法。周恩来说:“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毛泽东同志最近几次讲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究实事求是;又说,右要反,‘左’也要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20]

　　邓小平和彭真也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邓小平说, 1957年以前搞民主革命,搞社会主义改造,从中央到下面干部比较熟悉,搞得很顺畅,但1956年高级合作化时,出现了高潮,提出了多快好省,形势很好,头脑就不够冷静了。1958年以来,如果搞得谨慎一点,有些话慢点说,可能会好一点。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缺点,中央应该负担主要责任。他诚恳地说,中央的具体工作由书记处主持,作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工作没有做好,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没有直接的调查研究,有些问题发现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没有认真去调查和处理。他还说,这几年教训是沉痛的。我们决心大,就是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承认千差万别。大同是大的方针政策,小异是重要问题。大同要调查,小异也要调查。过去大同不作调查吃了大亏,小异不作调查同样吃了亏。[21]彭真也说,几年来所以吃亏,就是因为没有很好调查研究。越是困难,越是要加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可以找出办法。今后要建立一种经常的调查研究作风,要形成一种习惯,把这种制度巩固下来。他又说,中国这样大,这样复杂,情况千差万别,没有调查研究不行,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要调查研究。[22]

　　五、会议的成果:形成“农业六十条”(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