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会议的前奏:“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会上,毛泽东集中谈到了他对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看法。他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2]

　　中共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下发后,农村形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当时,党内有人认为,有了这“十二条”,政策调整也就差不多了,农村的问题就可以大体解决了。为了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进一步解决农业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和北京分别召开工作会议。

　　广州工作会议于3月11日举行,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南、华东、西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简称“三南”会议。北京工作会议同时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简称“三北”会议。

　　为了引起高级干部们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将他在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印发给了与会人员,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3]

　　3月13日清晨,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三北”会议全体人员,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还写道:“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4]毛泽东在上午8时写完信后,又在“三南”会议上反复阐明解决队与队、社员与社员间平均主义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还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作调查研究了。他承认自己虽然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5]

　　“三南”会议召开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已写出了第一稿。全文算上序言,分8部分, 67条,共14000字。毛泽东对于这个稿子不太满意,认为内容太繁杂,篇幅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口气读下去,要压缩到8000字左右。

　　三、会议的中心议题:如何克服两个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