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

1971年10月25日晚，第二十六届联大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这是我国二十二年来同第三世界为主的国家共同努力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国际正义的胜利，昭示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从1971年11月到1976年12月的五年间，我任常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代表。此后六年我又以外长身份出席联合国历年大会。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针对美苏争夺加剧，第三世界力量壮大的形势，中央指示我们在联合国的工作方针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广泛宣传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因此，它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利益以及用好联合国宪章给予的这一重要权力为己任。在日益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几乎每一两天便有来自世界某地发来的有关冲突和战事的报告和申诉，安理会立即投入紧张的磋商和会议。我在纽约常驻的五年期间，几乎没有闲暇的周末。频繁的请示报告和中央指示使纽约和北京之间的往返密电数量与日俱增。自从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以来，外交部的密电数量增加了一倍。

联合国是国际最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为各成员国外交官自由接触交往提供了方便。在我国进入联合国头五年，我代表团利用联合国的有利条件，同十几个国家进行建交谈判，并签订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公报。根据我国“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理念，我们重视同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的交往，我常常到挂有我国赠送的巨幅长城壁毯的代表休息大厅去同别国代表会见。非洲朋友特别高兴同我打招呼和交谈，他们反映说，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常驻代表从来不步入这个大厅。

联合国的工作对外交官的锻炼也是多方面的。在审议某个议题时，要面对一百多个国家代表。既要表明我国鲜明和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讲究外交斗争艺术和用语，不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国代表的发言特点是观点明确、道理透彻，集中批评超级大国的错误对外政策和霸道行径，因而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的赞许。

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岛，在1971年，尼克松尚未访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敌性国家。美国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人员的行动不得超过纽约市哥伦比亚广场以外二十英里半径的地域，如需要去超过二十英里的地方，须在四十八小时前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并获得批准。只要我代表团的车辆一出门，立即有警车尾随“保卫”。

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在纽约工作了42天，于圣诞节前结束工作，我和40余位同志留下来，开始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团和日常工作。

圣诞节在美国人心目中是特大节日，一个月前，家家户户即已开始布置房子，把圣诞树装饰得很漂亮。面对着中国代表团入住的罗斯福饭店第十四层约十米远的地方是一家美国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我们注意到对面窗户上挂出一大幅招贴画，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下面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running dogs)。”这大概是美国式的幽默，他们一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于是把自己说成是走狗，为的是博得中国代表团一笑。

尼克松访华和我与基辛格在纽约的秘密联络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尼克松抵京后三小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和基辛格，从哲学问题讲起，谈笑风生，寓意深刻地讲了许多，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最近两年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说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尼克松总统的来访，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创举。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成为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尼克松总统的讲话富有哲理，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此后几天，周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乔冠华副外长和基辛格继续商谈访问结束时要发表的联合公报。26日，周总理陪尼克松一行去杭州，27日到上海，双方就联合公报最后达成协议，28日正式发表，称为《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表明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持异议，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和平共处。《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创造了世界外交文书的新风格。

28日，尼克松满意地离华返美，周总理也从上海飞回北京。毛主席指示，安排五千人到机场迎接周总理。总理从机场直驱中南海，向主席汇报说：“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但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障碍要克服。由于我常驻纽约，基辛格建议在他和我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并行的，中美间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于是，1972年和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于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

我和基辛格会面时，我方出席的有过家鼎和施燕华，美方出席的有温斯顿·洛德。美方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43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在寒暄中，基辛格谈笑风生，并享用着茶几上的点心。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在越南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美国国务院对我们的会晤一无所知。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一概不过问。

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来往。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安排了基辛格的几次访华，推动了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科技和文化往来，使中美双边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是我在纽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