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这是此次访问的惟一欧洲国家。代表团还在地那拉过了新年。新年过得很热闹，阿尔巴尼亚党的书记霍查政府主席谢胡主持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宴会后举行联欢，又唱歌，又跳舞。阿尔巴民亚国防部长巴卢库领跳集体舞，我们也跟着跳。周恩来要我领头扭秧歌，他们也学着跟我扭。场面十分热烈。阿尔巴尼亚当时孤处东南欧，我们去访问，是对他们很大的支持。代表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霍查在不同场合也也一再感谢中国党和人民的帮助与支持代表团原计划离开阿尔巴尼亚后即飞越撒哈拉沙漠访问加纳。阿尔马尼亚离加纳5000多公里，途中必须在突尼斯停留为飞机加油。当时突尼斯未与我国建交，突方得知中国代表团要在机场停留的消息后提出邀请周恩来访问，并表示愿同中国建交。周恩来陈毅连忙和我们几人商量，大家都赞同顺道访问突尼斯。经请示中央同意后，周恩来率团对突尼斯进行了2天的访问。

　　1964年1月9日，代表团飞抵突尼斯，突方全体政府部长都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经过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马的几次会谈，第二天中突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访问非洲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

　　当我们还在阿尔巴尼亚过新年并研究对突尼期访问这件事时，突然传来消息：加纳共和国发生未遂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情况不明。周恩来立即找了陈毅、孔原、黄镇和我及外交部几个司长商议。周恩来先谈他的意见：“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患难见真情嘛！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不能取消。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但我们都感到加纳政局不稳定，有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加纳要接待中国代表团也有困难。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20多年，深知他遇过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从不被吓倒。但我和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负责保卫工作，不能不为周恩来和其他同志的安全担心，我也提出要慎重考虑的意见。最后周恩来、陈毅说服了大家。这又使我们受到一次安全服从政治的教育。我和孔原、黄镇立即商讨到加纳的，这时，又得到消息说，加方要把访问改成私人访问，不举行外交欢迎仪式，原因是总统不能到机场迎接。改成私人访问，性质和意义就大不一样，也不符合国际外交惯例，我们都感到很不理解。后来驻加纳大使黄华找了恩克鲁玛，一核实才知根本没有改成私人访问这回事，是恩克鲁玛手下的官员背后捣鬼，做手脚。恩克鲁玛说：“我坚持欢迎周恩来总理来访。”为了解情况并听取加方意见，我们还在突尼斯访问时，周恩来就派黄镇先行前往加纳，并交代他说：“你到加纳和黄华大使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黄镇抵达加纳后，立即和黄华一一起到恩克鲁玛在阿克拉海边的秘密住处奥苏城堡，见了总统，转告周恩来的慰问和我方按原计划访问的意见。恩克鲁玛对中国总理的真诚非常感激，表示完全同意。黄镇和黄华发回电报详细报告了情况。访问可以如期按原计划进行。

　　1月1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飞越撒哈拉沙漠，抵达阿克拉。当天下午，在加纳3人委员会成员的陪同下，周恩来、陈毅带着我们，从下榻的总统府到奥苏城堡会见恩克鲁玛。我们看到城堡周围已戒备森严，布满大炮和装甲车，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大家是从卫兵的夹道中进入城堡的。恩克鲁玛脸上还贴着纱布。他向周恩来解释了门外的情景，表示歉意。周恩来笑着表示理解，随后，交给他一封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并对刺杀的卑鄙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安全起见，宴会和会谈都是在城堡里举行的。有一天，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城堡内漫步时发现一张乒乓球台，就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由陈毅当裁判。恩克鲁玛欣然接受。有人称这是国际乒乓球比赛中最高级别的。在恩克鲁玛处境艰难时刻，周恩来让他放松一下，政治含义深刻。

　　1月15日，周恩来在和恩克鲁玛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著名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并通过加纳记者向全世界公布。这些体现真诚无私、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受到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欢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冒险访问加纳是成功的，影响很好，大大提高了中国在非洲国家中的地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恩克鲁玛也深为感激地对周恩来说：“你们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1月16日，代表团前往马里共和国访问。马里总统凯塔当天晚上举行了一场有1000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大家载歌载舞，会场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周恩来深受感动，也兴致勃勃地和凯塔一起跳起欢快的非洲舞蹈。这是出访非洲十几天来我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这么高兴。

　　1月21 日，中马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正式写进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同日上午，代表团一行离开马里前往几内亚访问。

　　当天，代表团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机场。塞古·杜尔总统和许多政府官员已早早在机场等候。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方是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来迎接的，鸣礼炮21响。我们原来决定访问非洲各国时最好做到“三不”，即：不坐敞逢车、群众不夹道欢迎、不开群众大会。但一登上非洲国土，这三条就都被热情的非洲人民打破了。欢迎仪式一结束，杜尔为了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就说：“我们坐敞篷车吧，群众看不到你们，有意见。”我们也不好再反对了。

　　从机场到宾馆15公里的街道两旁，欢迎的群众密密麻麻，欢呼雀跃，情景令人感动。代表团住在叫“美景别墅”的宾馆，杜尔亲自陪同周恩来到卧室，查看了房间各种设施后才放心离去。

　　1月23日，杜尔陪同周恩来、陈毅乘汽车访问金迪亚市，受到热情的接待。在返回科纳克里时，杜尔又别出心裁，提议要乘直升飞机回去，说这样简单，几分钟就可以到住地。这一带大都是山地，气流不稳定，乘直升飞机有危险，可把我和孔原、黄镇三人急坏了，许多同志都反对，我和李树槐更担心。但周恩来说：“人家总统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说完就上了直升飞机。我们只好赶紧开着汽车，一路抬头仰望天空，不停地追赶着。看到周恩来、陈毅安全回到科纳克里，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月26日午夜，代表团结束在几内亚的活动，登上专机赴苏丹访问。苏丹位于非洲东北的红海之滨，从几内亚到苏丹首都喀土穆。要横穿非州大陆，飞行十几个小时。27 日下午，我们才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

　　当时苏丹政局动荡不稳，他们想让空军为我们专机护航，并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车，既让喀土穆人民能看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又扩大苏丹政府的政治影响。我和孔原、黄镇商议后，觉得安全没保证，没有请示周恩来就改变了苏方原先的计划安排。苏方官员有些不高兴，遗憾地说：“群众看不到中国总理，你们大使馆要去声明解释。”后来，周恩来知道了此事，严厉地批评我们没有从大局考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同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

　　到了1月30日结束访问离开喀土穆时，周恩来、陈毅及时做了补救，在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陪同下，坐着敞篷车到机场，也让他们的空军护航送行一段，满足了苏丹政府和人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