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高层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的激进发展方针，一种是主张积极而稳妥的平衡发展方针。前者号召批右倾保守，首倡人是毛泽东，后者提出反急躁冒进，主导人是周恩来。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关于这次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中国学者早有专门研究，后来又有几部传记和经济史著作，增加了一些新史料及原因分析，但总体看来不够系统、完整。① 本文依据大量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重新梳理了这一冲突的来龙去脉及其中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增加了对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国际背景的考察，即苏联政府和专家对中国制定二五计划和确定建设方针的影响，以及对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的主张能在党内争论中取得上风所起的客观作用，以便对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形成的复杂过程，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主张反“右倾保守”
1956年新年伊始，社会主义高潮便在中国大地迅猛发展起来。1月15日，北京市长彭真欣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随后几天，天津、上海等118个大中城市，纷纷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全部完成。②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国有化，是中共建国的基本目标之一，但原来的设想并非一蹴而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期，中共领导人的头脑还是冷静的。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承认，中国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③ 10月27日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④
然而，农业合作化意外地取得成功改变了人们对工商业改造的最初设想。如何将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平稳地引导到合作化的道路上，这确实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心中无数。当年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从1929年开始到1936年全面完成，用了7年时间，而且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国家不得不使用暴力镇压，甚至动用了飞机、大炮，结果近200万户富农被剥夺或驱逐到边远地区，死者近千万。⑤ 南斯拉夫在40年代末强行推动集体化，也导致农民的全面反抗，后来不得不解散合作社。⑥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合作化速度不仅比苏联快，而且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社会秩序稳定。协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逄先知写道：“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⑦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自信，他开始把眼光转向工商业改造。
1955年11月16—24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改造进程大大提前。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说法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⑧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再次号召全党要消除顾虑，加快改造步伐，并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⑨ 会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传达、讨论和学习《决议（草案）》，并在1956年1月中以前提出规划和进一步措施。⑨ 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说，到1957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私合营达到90％，手工业合作化也要求达到70－80％。(11) 于是，各地区和单位领导人相互攀比，争先恐后。很快，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便卷入了群众运动的洪流。(12) 原来设想15年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来压缩到两三年，最后仅用一两月就完成了。形势发展之快，再次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后来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13)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在他看来，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标，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与毛泽东的心情有所不同，当全国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之时，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感觉却并不轻松。
对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周恩来隐约地表露出有些忧虑。1956年2月6日，他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上提出：“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14) 在2月8日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提醒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于毛泽东1月25日所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周恩来也作了限制性的解释。他说，“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不论从地区或部门看，都还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周强调：“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15) 显然，从这时起周恩来就对这种超速发展方针持谨慎态度。
在推动提前完成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如何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问题了。他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高潮》序言中写道：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毛泽东提出，现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是体现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面了。(16) 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毛泽东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12月5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并要求以此作为中共八大的主题。(17)
毛泽东批评中央失职，国务院自然难脱其咎。周恩来当即在中央座谈会上做起检查：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周恩来多少有些自嘲地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18) 12月2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不得不以反对保守主义的精神重新进行全面规划。周恩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以后，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周恩来要求，各部门都要考虑，需要扩大多少，于1月15日前提出来。文教、卫生、政法也要提出计划。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19)
反“右倾保守思想”成为1956年初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当时是受到党内一致拥护的。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开始都是积极赞同的。除了认同毛泽东的权威和希望迅速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外，这里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问题。大家都相信这样一个道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相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必定推动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又给我们提供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自然不应该再拘守原来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而是要适当地把它扩大和加速了。”(20) 这种看法在当时中共领导层无疑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首先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后来被毛泽东大加赞赏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口号——“多、快、好、省”，就是首先由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提出的。(21) 据现在看到的材料，首先完整地使用“多、快、好、省”的提法，是1955年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国农具工作者会议上作的报告——《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22) 此后，“多快好省”的方针逐渐宣传开来。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多快好省”的要求，即希望以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来取得多成果，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方针，而且周恩来等人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用意，很可能就是为了以“好”和“省”去制约“多”和“快”。但在实际宣传和执行中，由于主旋律是反右倾保守，由于热火朝天的社会氛围，人们注重的只是“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只讲数量、速度，不讲质量、成本。于是，这一方针后来事实上成为高速甚至超速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明确地把反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并列提出，从标题到内容，充满了逼人的气息。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社论并肯定“写得很好”。(23)
反右倾保守造成了逼人形势，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普遍发热。早在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传达下去后，许多省、市领导人就开始动起来。山西、江西、山东率先提出1956年就要完成1957年的指标，其他省、市随后跟进。浙江省委更加激进，提出要总结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百斤棉”的增产经验加以推广。(24) 各地加强了在农业生产上反右倾保守的宣传，从省、县直至农业合作社，都在提高自己的增产目标。如山东省许多农业合作社提出的增产目标“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25) 头脑发热的不只是地方负责人，还有中央的各业务部门，急速修改、提高的也不只是农业指标，还有各种工业指标。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门召开了21个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远景规划对1967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做了大幅度修改：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0000亿斤），棉花1亿担，钢2400万吨，原煤3.3亿吨。与1955年夏北戴河汇报的指标相比，粮食增加3500亿斤，棉花增加4400万担，钢增加600万吨，原煤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26)
如果说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还只是造成了一种“跃进”的气氛，那么，1956年年度计划的修改则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经济工作。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即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额增长12.4％。这已经是十分惊人的增长，但由于反右倾保守的压力和追求高速发展的热情，各省市和各部门还纷纷要求追加投资。据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要求的投资总额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了1倍以上。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其中建成项目455个；1956年初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分别追加到800个和500多个。于是，便出现了周恩来所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27)
周恩来提出反“急躁冒进”
周恩来对冒进的疑虑，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逐步形成的。
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8)
毛泽东在当天会议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承认现在有些人“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但同时又指出，在全党，在目前，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而主要倾向是右倾保守。在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了领导方法问题，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外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他要求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应该是使事业促进”，否则“就丧失了它这个职能”。讲到最后，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说，中国人口多，地方大，现在又有了社会主义新制度，“应该搞成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一个国家”。什么美国，那么一点东西，一万万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29)
这种情绪立即感染了这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会议伊始，代表们便情绪高涨，头脑发热。在1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李富春汇报了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的二五计划指标和15年远景规划控制数字，其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到1962年（二五计划期末），钢1200万吨，煤2.4亿吨，原油800万吨，发电量500亿度，化肥450万吨；到1967年，钢2400万吨，煤3.3亿吨，原油200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化肥1000万吨。(30) 这使周恩来开始感到不安。
首先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1956年初出现的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1月13日，国家计委提出，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状况可能会比以前更加严重。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235种产品，除煤炭、木材、碱等少数产品基本平衡或有少量多余外，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其中突出的缺口有：钢材75万吨、镀锌钢板5.5万吨、大口径无缝钢管4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569台、钻探机1509台。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31)
1月30日，周恩来针对这股盲目热情发出了不同声音。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只说加快速度，而不说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到，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32)
2月6日，在出席政协常委第十七次会议时，周恩来又谈到，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同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33)
2月8日，在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还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考虑到当时的主流气氛，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34) 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在2月17日听取交通部汇报时刘少奇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35)
由于周恩来的坚决主张，全国计划会议开始考虑压缩计划指标。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李富春提出，在完成计划方面要均衡地发展，不要单纯地追求快。地方工业要防止盲目性。今年基本建设投资需砍掉6％，从现在起对各部门不再增加新的基建项目。(36) 会议同意李富春的意见，要求对各项主要指标尽可能压缩下来，其中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全国基建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37)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开始修订计划和纲要草案。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260亿元，工业总产值为653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为14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9％、19.7％和68.1％。(38)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修改稿）规定，到1957年、1962年、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分别增长到1471亿元、3114亿元、5469亿元，15年共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16.2％）。其中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到657亿元、1848亿元、3522亿元，15年共增长12倍，每年递增18.7％（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23％）。粮食总产量分别增长到4350亿斤、6400亿斤、9500亿斤，15年共增长1.9倍，每年递增7.4％（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8.2％）。(39) 后来周恩来坦然承认，1956年2月召开的财政、计划会议就是“促退会议”。(40) 不过，从上引数字对比看，除了1956年基建投资规模有所压缩外，其他指标变化不大。“促退”在这时还只是周恩来的愿望。
应该说，周恩来此时并没有直接对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方针提出质疑，1月30日的《政治报告》也没有从总体上抵制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这个报告毕竟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审阅的，而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言。《政治报告》回避了“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但在基调上依然主张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报告虽然提出要同时防止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和“盲目冒进的错误”，却并没有列举“盲目冒进”的具体事例，而是着重批评了“保守主义的潮流”。(41) 显然，周恩来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对反右倾保守的方针提出异议，而只是委婉地表露了对已经出现的冒进苗头的担心。
正因为反“右倾保守”风头正劲，2月的“促退会”并没有真正实现收缩。2月22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说，计划草案“是在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新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计划既要积极又要可靠的指示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精神编制的”。1956年的计划指标再次修改为：工业总产值535.7亿元，农业总产值606.8亿元，基建投资总额147.35亿元。对于这样的指标，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要完成1956年的计划任务，“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特别是设备和建筑材料的供应同需要还有相当的差额，资金、技术力量和人民负担能力也有限度”。(42) 2月24日、2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计划草案。尽管经过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协调，计划草案只是对个别指标作了象征性的压缩，与上年相比，增长速度还是惊人的。周恩来无可奈何，只能要求各部门平衡物资，挖掘潜力，节约材料。3月25日该草案由国务院下达全国。(43) 尽管如此，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
从2月到4月，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时，正值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弊端。毛泽东由此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想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并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是毛泽东从这里引申，却提出了在建设速度上也必须超过苏联的要求。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提出了一些“过急过快”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发表时改成了“一穷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44) 这个说法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尽管多少有些偏颇，却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没有这么浪漫，他们必须每天面对现实，处理复杂而又具体的任务。4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峻形势。如同周恩来所说，由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国民经济各部门又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45) 1956年基本建设比上年增长62％，而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品的重工业产值只增长了40％，结果虽然动用了70万吨库存，钢材仍然供不应求，其他建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也显出短缺，结果使许多基建工程出现了停工待料和窝工现象，仅4月份，因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即占同期计划开工项目的20％。薄一波回忆说，那时，下面普遍要求增加生产，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紧张情况向下交代，工作十分被动。(46)
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务院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动员生产，约束基建”。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薄一波、陈云、周恩来等人都主张“降温”。薄一波说：年度计划不能和长远计划分开，现在各部门总想把长远计划完成的期限尽量往前赶，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应该使大家头脑冷下来。陈云说：生产与基建的关系，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是决定于财力。材料的来源首先决定于国内的生产，而不是进口。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赞成他们的意见，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甚至提出了“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的口号。(47) 这又是一个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立的提法。
4月14日，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指出，“1956年度物资供应情况是很紧张的，钢材和水泥的供应情况尤为严重”。通知要求，全国投资总额仍维持147.3亿元的规模，并告诫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结合”，否则“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国务院还要求：“从现在开始，各部门、各地方应该迅速组织力量深入实地检查，进一步摸清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并作好准备工作，在今年5月下旬再把1956年度计划中需要修正的某些重要指标修正一次，使1956年度计划放在更积极和更可靠的基础上，以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建设和生产任务。”(48)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49)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4－5月，周恩来亲自到几个钢铁基地作实地调查。4月14日，周恩来乘火车到鞍山、抚顺、天津视察钢铁工业，18日飞回北京。19日，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上海钢铁厂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厂长商谈增产事宜。5月6日，又飞往太原视察全国唯一能生产矽钢的太原钢铁厂，次日飞抵唐山，视察那里的钢铁厂。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50)
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1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首先得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帖，国务院有责任”。3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太高，“不可能完成”，“生产方面冒进少点”，但也“肯定完不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51) 这时，刘少奇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人都赞成他的意见，在京的中共领导人对经济形势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56年的计划“冒了”。由此，周恩来等人从担心和防止冒进转到了反对和纠正冒进，提出了改变建设方针的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经济建设方针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报告写道：“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52) 6月4日，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预算报告初稿。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据此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53) 这个方针的提出，显然已有取代毛泽东既定的建设方针的倾向：反保守是顾全毛泽东的威信，反冒进才是实质所在。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未参加这次会议。
6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削减仍然不切实际的1956年预算。周恩来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减一减”，“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周恩来最后明确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54) 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李先念在会上说，税收从1953年以来就没有完成，去年打了100亿，实收87亿：今年工商税要收102亿，“这么大的任务，很难完成”，“现在下马比年底再下马好”。薄一波也支持周恩来的看法，认为这个预算“拿出去确实不好”。他说，去年基建完成80多亿，今年计划是147亿，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完成。基本建设不仅要有钱，而且必须有原材料。原材料缺口大，当然完不成了。薄一波也主张有些基建“非下马不可”，“半路改正错误总比到年底完不成改正好”。(55) 会议最后决定：1956年预算收入在原定303亿元中减少5.86亿元。支出在原定317亿元中减少10亿元。预算中基本建设用款控制数由147亿元减为140亿元，削减出来的7亿元列为预备费。(56)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经国务院修改的预算报告初稿。会后，胡乔木受刘少奇的委托，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预算报告进行修改。修改稿将原稿涉及指导方针的一段话改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57) 可以看出，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加了反冒进的分量。两天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58)
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讨论第八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有关问题。(59) 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讨论修改1956年预算报告的情况，毛泽东是何时知晓，又作何反应，目前无从考察。但显而易见，削减1956年预算的做法与毛泽东4月提出追加投资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激烈态度可以证明，他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继2－4月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之后，毛泽东在5月下旬开始收集和听取地方各省市、委的汇报，汇报内容涉及工业、交通、商业、农业乃至失业问题等十几个题目。毛泽东强调，汇报的问题重点在经济工作，而以工业“为主要的重点”，只要这个问题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毛泽东为此还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各省市委向中央汇报的“通知”和“补充通知”。(60) 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关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在此时之所以没有对国务院的主张明确表态，或者是因为考察的结果并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因为不愿直接否定中央多数人通过的新方针。但无论如何，面对既成事实的毛泽东，此时心情是不愉快的。(61)
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预算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除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外，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没有强调毛泽东年初着力推行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方针。报告提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时，增加了“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的限制词。其他涉及到这个口号的几处，也是着眼于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差。报告说：目前在工业生产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纠正一部分企业片面地追求‘多’和‘快’，而没有同样地着重‘好’和‘省’的倾向。许多厂矿虽然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却没有完成质量计划和利润计划”。“在基本建设的工作中，也存在着片面地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和安全的倾向”。(62)
第二天，尚未经过大会讨论，《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就全文发表了这个预算报告，由此可以看出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此时的急迫心情。尽管这种多少有些违反程序的做法受到许多代表的批评，但预算报告及其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似乎并没有遇到阻力。除李先念外，其他财经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都贯穿着反冒进的思想。如薄一波在分析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方面的缺点时说，“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在计划工作中，当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他强调说，“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在编制计划时，必须对于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从而恰当确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63) 曾被毛泽东指责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工作中也存在着急躁冒进倾向的种种表现，李富春则谈到“在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特别是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曾经发生过某些急躁冒进的偏向”。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发言进一步指出：“必须通过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和计划，来体现既要反对保守思想，又要防止急躁冒进的方针，这才不会使下面感觉到今天一阵风，明天另外一阵风，有些无所适从”。陈云的发言没有直接谈到反冒进问题，但他提出了对资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事实上也涉及到指导思想。最后，大会关于预算报告的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决议甚至指出这是一个“总的方针”。(64) 这说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反右倾保守的方针，即使提到“多、快、好、省”，强调的也是“好”和“省”。
毛泽东对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以及其他会议发言作何感想，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唯一能够让人们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这种提法不满的，就是他看到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时的态度。其实，6月16日的社论已经强调了反冒进的主题。据薄一波分析，那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65) 6月16日社论的题目是《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而6月20日的社论题目就鲜明的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过，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或许是这篇社论出台的背景。
社论最初的主调是同时反对右倾保守和急躁冒进。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讲话透露：“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后来，随着反冒进提法占据主导地位，陆定一认为原本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社论不能用了，要重新起草，便请示刘少奇，刘要他根据6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亲自组织起草。陆定一收到中宣部宣传处起草的社论初稿后，作了几处修改，主要是删去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又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最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的“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5个字。6月12日社论稿报送刘少奇处。
刘少奇收到初稿后又作了4处文字修改，更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如社论稿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些”，刘少奇将“急了些”的“些”字圈掉，并在这句话的后面增写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几个字。社论稿写道：反保守主义后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新问题，“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刘少奇在“注意”的前面加上了“严重”二字。社论稿指出：“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些”，刘少奇又把“些”字删掉了。最后，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收到此稿后，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胡乔木收到社论稿后，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思路又增写了几个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事例，如“由于片面的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66) 于是，本来是既反右倾又反冒进的社论，最后题目虽没有变，内容却变成只是反冒进了。胡乔木显然没有认真推敲“不看了”这三个字的含义，而恰恰是这三个字包含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后来抱怨说：“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67)
毛泽东的感觉是不错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6月20日社论的矛头所向，都是针对反右倾保守和“农业四十条”的，而这恰恰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他亲自发动和提倡的。在毛泽东看来，社论简直就是对他本人的批判。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这篇社论作为反冒进的材料，做了许多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社论中的“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一句话旁，毛泽东划了三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又写道：“尖锐地针对我”。毛还在会上拿着这篇社论，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68)
不过，在6月20日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却没有作声，反而是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坚持反冒进的主张。
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反冒进
人大会议确定了反冒进的新方针以后，周恩来立即把精力转入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也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的重要筹备工作之一。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确定，在八大召开时，提出一个二五计划的建议，并由周恩来就这个“建议”向八大做出报告。(69) 然而，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反复，二五计划的控制数字一直定不下来。
关于二五计划的编制，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在这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各部委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国家计委汇总后，于10月5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2月初，李富春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初步设想是：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700亿元，粮食产量达到46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300万担。也就是说，按照1957年的计划数字，在二五计划期间以上各项每年分别以9.9％、3.6％、5.6％的速度增长。李富春认为，这些预计数与后来实现的结果大体相符，其增长速度也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70)
然而，在1955年底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斗争以后，原定设想已经大大地“落后”于形势。各部委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指标，开始重新设计二五计划方案，有的甚至就直接把三五计划改成了二五计划。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各部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召集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都是按照修改后的指标汇报的。毛泽东对各部委修改后的方案比较满意，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他主张到1962年把钢搞到1500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到3000万吨。(71) 由于当时全国开展反保守主义斗争，计委1月方案仍然满足不了上下各方面的要求，控制数字继续提高。国家计委4月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62年钢产量达到1400万吨，煤达到2.45亿吨，发电量达到550亿度，化肥达到600万吨。4月18—24日，李富春用了6天时间向毛泽东汇报二五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毛泽东没有再提出不同意见。(72)
到了6月，尽管周恩来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由于各地区和各部门热情高涨，仍然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项目，致使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居高难下，甚至还一再攀升。这使正在编制二五计划的国家计委十分为难，感到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方面根本无法平衡。(73) 6月4日，李富春给各部部长写信指出：“现在各部仍然在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事业项目，这是和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所能发掘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矛盾的。我们认为，不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来向中央汇报的规模和速度，还需减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虑如何增加的问题，今日以后则要请各部注意研究如何减少的问题。如果各部不从这一方面做准备，则第二个五年计划就难于制定，也难于进行平衡。”(74)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李富春按照“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再次修订二五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准备调整和补充原计划方案，即将财政拨款改为2900亿元，建设项目要保证重点、削减次要、个别调整，以此作为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6月16日，李富春邀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讨论二五计划草案的编制。他指出，计委在综合平衡中，深深感到第一方案仍有偏高偏大之处，准备拟制第二方案。这个方案的财政拨款准备定在2500至2600亿元左右，对基本建设规模和进度都准备作必要的压缩和推迟。但不久，国家计委函报周恩来称，二五计划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指标虽经削减，仍然偏高。(75)
虽然政治局和人大会议已经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在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状态下，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新方针的计划草案，整个计划编制工作陷入困境。离八大召开只剩一个多月，但向八大提交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和报告的起草工作还是无法展开。国家计委心急如焚，周恩来也很着急。(76) 周恩来、陈云等人意识到，要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二五计划方案，不能在已有的冒进方案上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这首先要打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从7月3日起，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第二方案。对于二五计划最后方案的确定，这是一次关键性、决策性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国家计委首先对二五计划制定的背景和困难作了说明：“自1955年8月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间经过反对右倾保守的运动，因而虽然自今年年初起中央已经提出防止冒进、反对冒进，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盘子已经很大，很不易削减。”计委“请求中央对生产水平、财政框子、比例关系等几个主要问题，给予原则指示，以便使得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们思想认识一致起来，编制出一个各方面平衡衔接的方案。”(77) 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削减建设规模遇到了各部委的阻力，显然是希望国务院领导人出面帮助解决问题。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在会上的发言，确实起到了说服作用。
周恩来首先严肃指出：制定新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接着说到：“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也是“很不可靠的，有虚假的”，“是危险的”，就是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周恩来提出了他首先强调修改农业指标的理由：“农业生产一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这种缺乏根据假设的农业指标一旦不能实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要求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以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无法保证，因此这个指标“应该压下来”。周恩来主张压到2350亿元，每年递增12％。为了实现财政平衡，周恩来要求大家注意三个问题，即生产收入和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度；预算收支不平衡就只有减少国防和基建指标。
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分别指出：设想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不能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有达到二千万吨钢，但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也是要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应该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这样，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
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减少主要工农业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78) 6月27日，已到莫斯科的李富春也致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议降低第一方案的指标，放慢农业机械化的步骤，减少国防建设开支。(79)
7月4日、5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二五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问题。会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留下谈话，直到凌晨一点。(80) 所谈内容不详，但看起来，毛泽东当时似乎没有再坚持己见。
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经过充分的思想交流，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取得了一致认识。会后，周恩来亲自主持编制二五计划。他指示国家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81) 整个7月间，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等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王光伟回忆说，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的”，对于重大项目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特别是专家的意见，反复平衡后才确定。周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而且经常计算到深夜，“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工作约个把月”。(82) 7月17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委托国家经委代国务院起草一个文件，其中强调：“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83)
7月下旬，国家计委编制出一个新方案。8月3－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方案，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同时，讨论修改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8月16日，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商谈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8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建议。(84) 对于周恩来而言，说服国务院各部门及地方负责人接受新方案，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要扭转毛泽东的思想，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就在周恩来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让二五计划的新方案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时候，李富春从莫斯科传来了苏联政府和专家的意见。
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支持周恩来
二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和设备。中国的一五计划就是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制定的，工业化建设也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展开的。(85) 二五计划草案虽然是中国自主编制的，但依然离不开苏联的技术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因为在二五计划的工业项目中，许多骨干工程还是苏联设计和指导实施的，这里不仅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五计划期间开工而顺延至二五计划期间的，还有大量中国新增加的项目。因此，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二五计划将征得苏联的同意，并与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相协调。(86)
1956年年初，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三人前往。周恩来为此专门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说，派遣“富春同志去，对商定我们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模和速度有好处”。1月4日，李富春一行出访苏联，征询对中国远景计划和二五计划的意见。同时还带去两项具体任务：提出请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188项建设项目；请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远景规划和创立提供帮助。行前，周恩来两次致信李富春，指出这些都是作为“初步方案”向苏联和其他有关兄弟国家提出或者“试行提出”，“看他们如何反应”。2月6日，李富春回国后向周恩来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情况，没有提到苏联方面对二五计划的意见。(87)
实际上，早在1956年1月，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对二五计划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倾向性意见。如在核编综合财政计划时，专家伊里因指出，按照苏联的经验，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应由计委基本建设计划局审核，各项费用由财政金融局审核。他特别提出，财政金融局应该主动些。“要估计到如果基本建设规模及其他支出计划过大，以至于不胜任时，那不仅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认为，二五综合财政计划总的看来“存在着很大的财政差额”，应“严格地审核”。在莫斯科的苏联财政局局长杜齐诺夫讲的更为直接，他指出：财政计划规定利润收入1417亿元，是一五计划的3倍，“这个指标偏高了”。“重工业部新企业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利润率为老企业的40％，第二年为70％，这种计算有很大的假设性，因而不能将其运用到五年计划中”。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石油部二五计划“利润增加到8倍，而生产增加到5倍，这是不正确的”。此外，在财政计划中没有考虑作为国家后备部分的预留费用，在信贷计划中只靠居民存款增加国民经济的信贷基金而没有考虑预算资金等。(88)
在莫斯科，苏联没有对二五计划草案提出总体性意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计划的制定与苏联援助的新项目有直接关系，在项目谈判没有完成之前，很多具体指标无法确定，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帕乌金在发言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二是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尚未完备。李富春回国后，3月29日国家计委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文件说，在华苏联专家组的书面意见认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初步方案，其中缺少很多指标，还有不少指标将有重大变化”，因此只能就“任务、方针的提法和文件的结构提出我们的意见”。(89)
4月6－8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次访问主要是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同时也商谈一些对华经济援助问题。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两项协议：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55项新的工业企业协定，作为正在建设的156个项目的补充；关于修建从兰州—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阿克斗站的铁路和从1960年起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这次接触仍然没有谈到中国二五计划的编制问题。5月，国家计委派人赴苏，说明对年初提出的188项委托苏方设计的建设项目的详细情况，以为双方正式会谈做准备。(90)
6月18日李富春出国前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谈话，继续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时，苏联专家提出了对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初步意见。阿尔希波夫很委婉地指出：“五年计划的生产和建设规模很大，在这个条件下，工业、农业和基本建设所采取的增长速度也是很高的。因此，希望对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某些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这两个方面就是：寻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部分发展中的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计划在设备、原料资源和物力、财力方面有更可靠的保证。”总的讲，“五年计划各年的投资额分配得不够平衡”。经过初步计算，苏联专家认为1958年和1959年的投资要达到规定的增长速度，“在水泥和钢材方面恐怕没有保证，所以更有必要削减”，“其他几项指标的增长也不平衡”。阿尔希波夫还详细提出了对各项指标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希望各种经济作物的增长指标要从“现实性”出发；编制财政计划时“希望将收入规定得高于支出”；希望再检查一下二五计划期间拟进行建设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部门的重大项目在原料资源，首先是地质储量方面是否有保证等等。(91)
人大会议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后，6月19日，李富春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再次访苏，继续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同时与苏联就中国二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会谈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分组会谈，交换意见，然后由苏联方面综合对二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初步意见，并对请求的援助项目做出初步答复。
李富春带去的是二五计划轮廓草案的第一方案，在交换意见时，李富春解释说，这个方案只是轮廓草案，还要再作修改，并提交中共八大会议审查，作为党的建议通过。李富春诚恳地说明这次来是征求“我们的老师”意见的，希望苏方帮助把二五计划编制好。苏方在第一阶段综合小组会谈中认为，这个轮廓草案是积极的，但是过于紧张，计划的根据还不够充分，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太高（占26％），成本降低也太多，财政收入不可靠，物资平衡上缺口多，某些技术经济指标定得太紧，实现计划的物资保证也不够充分。李富春带去的中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中，原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委托苏联设计项目是236项。经过各专业小组的谈判和协商，确定为217项。会谈时，苏联方面各部的态度一般都是积极的，他们表示，可以承担设计并供应设备的项目约占项目总数的80％；其他20％的项目，主要靠中国自觉，而苏联和东欧各国给以援助。
8月17日，李富春同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会谈。帕乌金转达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帕乌金表示，对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基本道路没有意见，但是感到这个计划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二五”时期积累率由“一五”时期的22％提高到26％，同时还要使居民收入增加1／3表示怀疑；认为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是困难的，特别在农业的收获量方面；物资平衡方面有也很大差额，有些重要物资的平衡有赤字；基本建设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两倍，这样的增长比例太大了。帕乌金建议减少基本建设的投资，并且首先从降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着手，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巴伊巴科夫主要谈了对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答复，既表示要诚心诚意地援助中国，也解释了苏联在这方面存在的一定困难。李富春表示，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中国党已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中国党也有所裨益。尤其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教训提醒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示作用。李富春表态说，除个别问题外，99％都同意苏联的意见。(92) 李富春这样说自然是心里有底的，因为他带去的只是第一方案，而此时周恩来在国内已经拿出了新方案。
对于中国二五计划的宏大目标，苏联最高领导层也进行了讨论。俄国解密档案显示，8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建项目问题。根据会议记录，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提出，中国提出的增长“速度过快了”，“中国人的出发点是过快的、不现实的工业化速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结论也过高了”。至于说到对中国的援助，许多人感到苏联的负担过重。马林科夫认为，苏联对于中国二五计划所承担的义务过多，应该进行修改，并向中国人解释清楚。赫鲁晓夫也说：“我们答应这些要求之后会出现什么样情形，应该仔细计算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我们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委托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在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在提供设备方面，多数项目要从1961年开始供应，有的可以从1960年开始供应。(93) 看来，毛泽东设想的高速度发展计划，不仅国务院主管人员和部门无法接受，而且已经超出了苏联提供援助的能力。
中共中央已定于8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急待定稿，迫切需要了解苏联的意见和莫斯科商谈的结果。8月10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要求张玺提前回国。18日再电，要求李富春一行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8月22日，从莫斯科返回的张玺向周恩来汇报了同苏联政府谈判的情况。(94) 9月3日李富春回国，并带回了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中共中央的复信。(95) 李富春后来报告说：这次谈判，我们提出的项目，苏共中央作了认真审查，尽最大努力也只能满足我们半数的要求。因为我们要他们援助的项目很多，占其国内生产的比例很大，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不够，有些设备，苏联自己也满足不了国内需要。李富春颇为感慨地承认：通过这次谈判感到，我们原来提的计划和方案确实冒了。(96)
莫斯科的意见是有分量的。苏联毕竟是老师，有长期的计划工作经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学苏联的，前一个五年计划也完全是在苏联的主导下编制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确知不可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期望得到的援助规模，二五计划就只能作相应的压缩。薄一波回忆说：“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97) 另一方面，苏联的答复，还使中国不能不减少对苏联援助的依赖。李富春在后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要特别注意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完全依赖外国。要加强我国的新产品设计工作，充分利用原有的落后设备，先搞起来，逐步提高。在技术方面，要重点突破。”(98)
9月9日，周恩来经同张玺、薛暮桥等多次修改，形成《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修正稿）》。国务院最后敲定并提交中共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规定，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800万担。这比1955年8月的最初设想略高，而比1956年初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大为缩减。其中粮食指标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减少2200万担。薄一波后来指出，这个方案比较扎实。(99)
经过如此的反复和周折，国务院提交的二五计划方案，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9月13日9时半，毛泽东对周恩来送交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批示：“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11时又批示：“你的报告全文很好。”还特意在报告上加了一句：“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100) 至此，《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最后形成。
反冒进在八届二中全会的集中表现
冒进的情绪很容易鼓动起来，而反冒进的精神要贯彻下去却颇有难度。尽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得到确认，并写进了八大决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急躁冒进的情绪在党内已经完全得到克服，问题主要反映在编制1957年年度计划时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不得不继续反冒进，重点是压缩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
1957年的计划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汇总起来，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还多103亿元。薄一波认为，1956年的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但怎么压缩，经委一开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压到150亿；一种意见认为应压到100亿元。薄一波提出了折中方案——125亿元。由于意见分歧较大，又相持不下，只好报周恩来和陈云。(101)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冒进。周恩来对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为了寻找根据，周要范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段话的出处。周恩来认为发展速度应该再放慢一点，下决心要把基建投资压到大大低于1956年投资额的程度。(102)
10月20日至11月9日，周恩来连续召开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针对还有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的情况，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三大高潮一来，头脑热了，前进得快了。经济建设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在11月9日的总结中，周恩来更是援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来强调反冒进的重要性。他说：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周还说，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总之，今年是冒了，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退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103) 会议期间，批准了国家经委《关于1957年农业生产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说，由于1956年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种种原因，全国粮食生产只能完成98％。根据1956年预计，对1957年农业生产初步安排是：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4000亿斤左右，增加7.2％；大豆计划总产量达到200亿斤，增长17.6％。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3620万担，增加400多万担。经过努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指标由各省市各部门汇总的243亿元压缩为111亿元，比1956年的实际完成数还减少了20％。(104)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把这次全会看成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105)
开会的第一天，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报告强调，要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至于发展速度，“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周恩来特别指出，“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还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只是一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针对许多人存在的顾虑，周恩来鼓励大家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思想从原先已定下过的框框里“解脱”出来。他说：“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在分组讨论中，除对某些具体指标安排有意见外，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06)
然而，毛泽东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在11月15日的讲话中，针对周恩来等人反复讲的保持计划平衡，毛泽东继续坚持他对计划经济的一贯看法：“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他警告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针对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毛泽东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就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107) 显然，毛泽东对于会议不再提反右倾保守是十分在意的。他在11月13日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七条措施，后来毛解释说，这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108)
不过，毛泽东最终还是同意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也没有反对把计划指标减下来。究其原因，一则，经济建设一片混乱的局面是客观事实；二则，反急躁冒进已经成为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共识；三则，更重要的是，压缩经济建设指标的方针与莫斯科的意见完全吻合。毛泽东只能接受现实。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波匈事件的发生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这时毛泽东已经把主要精力用来考虑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甚至存亡的更严重的问题——执政党的威信和地位问题。直到整风和反右运动胜利结束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重新考虑经济建设问题。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当毛泽东再次感到经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发挥比苏联更大作用的瓶颈时，他当即公开提出了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并由此吹响了“大跃进”的第一声号角。(109) 在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重新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并且理所当然地把周恩来及其稳妥发展的主张当作了斗争的靶子。
1956年中共高层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分歧以及争论的结局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简单归纳一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
中共执掌政权初期，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各种层面反映出来。尽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个人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也从来没人对此有所觊觎，但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些人，毕竟是与他共同历经磨难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感觉和情谊还在，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倡民主生活的氛围里，即使是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有分歧，只要是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内，他们中的多数出于责任感，还是愿意而且敢于仗义执言的。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社会生活中剩下的只是毛泽东的一言堂，无论在党外还是党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
周恩来所提倡的经济发展方针之所以能够在最后关头为毛泽东所接受，一个重要因素是莫斯科的态度。在毛泽东那里，以跃进的方式迅速地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个新鲜经验，使中国在“政治大国和人口大国”之后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而为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一个榜样。然而，他的设想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受到苏联的制约，对此，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潮中，苏联很自然地便成为毛内心赶超的对象，中苏之间在对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也由此而生。(110)
还需要提到的是，周恩来及其他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对于经济建设方针的不同主张，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都是为了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发展速度快慢之争和方法不同。周恩来等人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努力建立起计划经济的体制，维护和保障国民经济在稳定、平衡的轨道上运行。而毛泽东的主张，本质上是反计划经济体制的，是要打破平衡和四平八稳的状态，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和威力，推动经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忽视或无视市场经济，而毛泽东这种后来又不断重复的做法，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注释：
① 较早的专题研究论文有熊华源的《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史唯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林蕴晖等人所著《凯歌行进的时期》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专门章节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对此过程比较详细的论述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房维中、金冲及主编的《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和林蕴晖的《奠基创业——中国20世纪全史（第7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②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6日、22日。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8页。
⑤ 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有关苏联集体化运动的大量俄国档案文件，可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6、12、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⑥ 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⑧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182页。
⑨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82－783页；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⑩ 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161，第102－104页。
(11) 《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第9页。
(12) 各地改造的具体情况参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5年12月10日、15日、20日、21日、23日及1956年1月7日、13日、24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279，第1－11页；C48－1－113，第11－15页。
(13)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458页。
(1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4页；熊华源：《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第9－10页。
(15)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191页。毛泽东的讲话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3－224页。
(17) 《刘少奇传》，第777－779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6－1217页。另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第8－9页。
(18) 《周恩来传》，第1217页。
(19)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29页；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未刊，1991年，第242－243页。
(20)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7页。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76页。
(24) 《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8日、12月13日、12月14日、1956年1月16日。
(25)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2日。
(26)(2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1、527－528、531－532页。
(28)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2页。
(29) 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讲话。
(30) 《李富春传》，第479－480页。
(3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32)(3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42、544－545页。
(3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35) 转引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第26页。
(36)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282页。
(37)(39)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47、550页。
(38) 《陈云年谱》中卷，第283页。
(40)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103页。
(41)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
(42)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83页。
(43)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289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52－553页。
(44)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28页。
(45)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页。
(46)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3页。
(47)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63－564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3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313页。
(48) 《党的文献》1990年2期，第3－4页。
(49) 转引自《周恩来传》，第1227页。
(50)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65、574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51) 《党的文献》1988年2期，第6页。
(52) 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党的文献》1992年4期，第88－89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4页。
(5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85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07－308页；《周恩来传》，第1228页。
(54) 《党的文献》1988年2期，第7－8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24页。
(55) 《党的文献》1990年2期，第4－6页。
(56)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24页。
(57) 《陈云年谱》中卷，第308页。
(58)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87页。
(59) 《陈云年谱》中卷，第309页。
(6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16－619页。
(61) 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1957年7月5日在杭州对周恩来等人说：我过去一年心情受到压抑，就是由于反冒进。邓力群谈有关中共八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1998年4月16日。
(62)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
(63)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6－537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86页。
(64) 见《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19、29、19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7页。
(6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7页。
(66) 以上所述社论稿的修改过程，参见张秋云、郑淑兰：《一篇反冒进社论的由来》，《党的文献》1990年2期，第11－12页；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444页。
(67) 李锐：《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斗争》，《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第17页。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2－36页；《毛泽东传》，第772－773页。
(69) 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139，第56张。
(70) 《李富春传》，第474页。
(7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2－543页；《李富春传》，第479－480页。
(72) 《李富春传》，第480页；《毛泽东传》，第481页。
(73)(76)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3页。
(74) 见《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第88－89页。
(75) 《李富春传》，第481－482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94页。
(77)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49页。
(78) 以上所述会议过程，参见《周恩来传》，第1224－1225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94－595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3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14页。
(79) 《李富春传》，第487－488页。
(80) 《陈云年谱》中卷，第314页。
(81) 薛暮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书面发言，1979年3月15日。
(82) 王光伟：《周总理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怀念周总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83) 《党的文献》1990年2期，第6页。
(84)(87)《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07、609、610、534、544－545页。
(85) 关于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项目的情况，可参见董志凯：《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86) 费德林与刘晓会谈备忘录（1955年11月15日），ЦХСД，ф．5，оп．28，Д．308，p.5142，л.131－139。
(88) 《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18－22页。
(89)(91) 《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22、4、9－15页。
(90) 《人民日报》1956年4月8日；《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76页。
(92) 以上所述会谈过程，参见《李富春传》，第484－487页；阎明复：《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第27页。
(93)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24-27 об．；ф．3．оп14，д．54，л．2－3，ФурсенкоА．А．（K4T802.JPG）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163－164，959.
(9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08－609、613页。
(9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4－545；《李富春传》，第488页。
(96)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
(9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5页。
(98)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
(99)(10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6、554－555页。
(100)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1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99页。
(102) 转引自《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第11页。
(10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29－630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5－556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103页。
(104)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38页。
(10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6页。
(106)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9－237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8页。
(10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316页。
(10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9－161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4页。
(109)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10) 参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及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春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