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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历史主动精神
发布时间: 2023-06-30    作者:陈锋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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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主动是掌握和运用历史规律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人们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取得新胜利,开辟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围绕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一系列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认识和经验。

掌握科学理论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根本所在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由于错失历史发展的机遇,自近代以来曾多次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因此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境地。“中国落后,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社会政治的腐朽”,“而且,我国历史上虽然有着伟大而丰富的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但相对说来,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也是一个缺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简单套用,并在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人民从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启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十年的经验时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聚焦“如何赶上时代、加快实现现代化”,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立足国情和历史条件,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总结和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涵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做出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和国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和弘扬人民首创精神,掌握历史主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立足客观实际是掌握历史主动的基本结论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一般规律。但是,不同国家的道路模式将因其各自历史环境及其相关条件而不同。所谓历史环境,就是一个国家文明历史形成的综合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不同国家应用的客观根据、前提条件和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开辟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说:“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目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要将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要求全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首次完整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出访日本、新加坡、美国时考察了发达国家的高新科学技术,感受到中国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会见英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在这里,邓小平用《诗经》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步目标。中共十三大据此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此后,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和国家十分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邓小平倡导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同时坚决反对搞全盘西化。他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1990年5月,江泽民出席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并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对“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做出重要全面部署。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正式使用“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并进一步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增强历史主动,努力为人类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的历史伟业。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此,要强化历史意识,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02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书面演讲,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关系。他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中国将继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同各方一道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将“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助力”。中国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2023年2月7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将引领党和人民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根本在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定性,是管总、管根本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这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主要体现在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现代化;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一以贯之,实现阶段性任务和终极目标统一;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党的领导凝聚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既遵循了现代化一般规律,又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文化底蕴在于: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其意义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后发优势,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克服了西方现代化为少数人谋利益、以资本为中心、物欲横流而精神空虚、资源枯竭且环境污染的弊端,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展现了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其贡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发扬斗争精神,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行动的科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工作方法,即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着的双方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在斗争中双方发生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质变,从而推动事物变化发展。人类社会同样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哪里有问题,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矛盾,哪里就会有斗争,哪里就要通过发扬斗争精神,在矛盾双方相互斗争中促使问题解决、事业发展、社会进步。这种“斗争精神是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言:“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立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积极地“改变世界”,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毛泽东从学生时期就富有斗争精神。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中共七大上他又提出“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强调指出:“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中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必须打破常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敢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创经济特区。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提出先行一步,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加工区,邓小平赞同并表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正是靠着“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斗争精神,经济特区得以成功创办。“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连同它们的“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再次证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进行了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以深刻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祛疴、重典治乱,同时要求每一位党员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部署开展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摆脱贫困斗争,“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气概,组织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勇毅担当、举国同心,部署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中国人民坚持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上、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积极构建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国防和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严厉打击“港独”“台独”势力,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

  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创新性系统性工程,要掌握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重大关系,防范化解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撑天一根担日月,拔地千笋写春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无古人、顶天立地。只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掌握在手,不断认识把握历史规律,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担当作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攻坚克难,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就一定能够胜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陈锋,哲学博士,研究员,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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