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接力探索
从国情出发，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是百年图强宏伟蓝图的具体体现。建国以后，我们党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论探索，可以说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他对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认识，在不同时期对制定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不同的构想。总的来说，当他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国情时，他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比较切合实际；当他头脑发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时候，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成为空想。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这两个阶段，毛泽东基本上是从实际出发去考虑经济发展目标的，这使他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设想，主要包括：第一，50年代中期，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分两步完成10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想，即从1956年起，第一步用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50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60年代初期，他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三，提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步骤时，要以先进国家为参照，以总产值和人均产值相类比的方法。他指出，“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方法很有意义。我们永远是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产量来赶。”毛泽东对于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步骤的探索，开创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先河。同时，他所提出的上述这些概念和设想又给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设计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极大的启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首先是从沿用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思路出发的，同时又借鉴吸收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许多思想与提法。后来，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鲜经验，经过反复论证，终于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对毛泽东提出的百年图强的方案作出了重要的补充、修正和发展。比如，关于目标的内容，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百年奋斗的目标由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事求是地确定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完成现代化改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关于发展步骤，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10年解决温饱，20年奔向小康，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三个相互衔接的步骤，反映了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关于指标概念的使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采用国际通用的用美元所表达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统计指标，使我国的发展战略便于同世界各国比较，便于用国际水平的尺度衡量我们的经济水平。同时，这个发展战略突破了毛泽东时期仅仅采用生产水平指标的局限，使用了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两项指标，增强了发展战略的科学性。特别重要的是，邓小平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对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所必需的发展速度、方法、目的等作出了科学的论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如“发展经济要抓住时机，争取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等等。这就使得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形成了一套理论，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接力认识
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百年图强的关键。
一般地讲，当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发展步骤确定之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就随之而明确了。但是，由于在毛泽东的探索中，他对于发展战略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他对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识上的反复，并在实践中走了一段由正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矛盾——将经济工作和阶级斗争作为平行的两个中心，再发展到错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曲折道路。具体地说，在1956年党的八大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主要是搞建设，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段时期毛泽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很快发生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使这个中心受到了干扰，开始发生了指导思想上的偏差。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期间，虽然就工作内容而言，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是由于八大二次会议修改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在经济工作中又相继开展反冒进和反右倾的斗争，“左”的思想占据了经济工作的指导地位。所以，这一阶段主要是在违反经济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指标，超速度，以空想的目标，急躁的情绪，反科学的方法去对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结果急于求成，头脑发热，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极大地破坏了经济建设。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由于指导思想和方法的失误损害了经济工作，这个教训是发人深省的。到了恢复调整时期，毛泽东开始注意纠正“左”的错误，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指标，着重进行经济整顿，经济建设开始好转。这段时期，毛泽东对于党的中心工作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提出“唯一的目标，为建设一个丰衣足食的国家。”要求全党“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另一方面，到1962年，他又开始重提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因此，实际上，在这段时期内，他是主张两个中心的。他曾明确提出：“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当然，平行的两个中心是不可能持久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随着社教和“四清”运动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就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并逐步将之理论化，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依据，最终演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毛泽东对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认识从正反两个方面都给予邓小平考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极大的启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坚定不移地恢复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提法，果断地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同时，他又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规定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明确提出一百年不动摇的著名论断。这充分反映了他对于党的中心工作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坚定决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思想观点的形成，反映了我们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接力探索和不断深化创新的历史过程。用这些理论观点武装全党，中国社会主义百年图强必定梦想成真。
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的失误，归根到底，在于他偏离了判断社会主义的正确标准。
只有坚持生产力标准，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改革是中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全新概括，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缅怀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为的是更加自觉地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之不易，中国青年应该加倍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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