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中国模式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

　　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着眼于其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并注意到了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之后中国模式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2004年7月，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以《中国新领导的第一年：总结、问题和前途》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其中，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孔德拉绍娃认为，中国意识到“改变经济模式”的必要性，提出的“深化改革”实质上是进一步现代化。她指出，中国实行经济改革25年来，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均和地区差别加大等缺点。中国目前经历的巨变再次把选择进一步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到了面前。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改变经济模式”的必要性，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不仅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克服目前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也是为了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对待消费，放弃西方的消费观。

　　2006年12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杜平题为《中国能否找到自己的模式》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以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脱离了贫困状态，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口实现了财富积累，这个成就本身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优先”固然有其偏失，但总体上却是必要的发展战略。但是，中国现在的国情已经改变。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分配不公，不仅对经济改革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且还有可能动摇社会稳定的根本。中国的当政者必须站在社会效益和社会平等之间，发挥关键的仲裁和协调作用。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确实难以避免，但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去缩小贫富之间的鸿沟，即便因此而对经济效益有一定影响，那也依然功在千秋。中国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矢志要建立“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12月31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题为《中国新经济模式将使各方受惠》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正在试图摆脱一直实行的出口带动型增长战略。同时，中国国内巨大的需求表明在消费和投资上还有巨大的扩张空间。实际上，中国为了振兴经济必须要刺激消费。中国的储蓄率超过40%，当世界各地努力提高储蓄之时，中国却在竭尽所能让人们更多地消费；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医疗、教育以及养老）将会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要；给中小企业更多的融资机会也将会有所帮助；而类似对二氧化碳排放后收的“绿色税收”将会改变消费模式，与此同时还可以抑制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在中国从出口带动型增长中转移之际，它就要在不断增长的企业界中寻找新的能动资源，这就要求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中国多年来一直在高等教育和科技上投入巨资，现在，它正努力建立世界水平的体制。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4月17日。

　　五、关于中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

　　1994年，《匈牙利新闻报》题为《新经济政策》的文章指出：原苏联东欧国家转轨比希望的要慢得多，付出的代价要多得多。与5年前相比，现在我们离目标更远了，其原因是转轨的速度过快。我们轻易地摧毁了旧的机制；此后却没能建立起更好的、更健康的架构来代替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成功的，那里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经济。15年来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甚至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滑，甚至比任何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更快地提高。参见匈牙利《匈牙利新闻报》1994年9月7日。

　　美国《商业日报》发表经济学家肯尼思·卡莎题为《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借鉴中国的任何经验》的文章，把中俄改革截然不同的命运，归因于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异。文章认为，自1978年实行改革以来，中国人均收入增加了3倍多，相比之下，在从1992年开始实行改革的俄罗斯，人均收入反而下降了20%—40%。文章认为，俄中两国的改革有两个方面的不同。首先，俄罗斯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前进行了政治改革，而中国的政治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其次，两国经济改革的速度有很大差距，俄罗斯实行的是“大爆炸”式的改革措施，中国实行的是渐进的改革。但是，文章也不认同说俄罗斯的改革应采取渐进方式的观点。文章认为，人们经常忽略的是，苏联原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上台后曾首先尝试中国式的渐进改革，但他失败了，那次失败突出了两个国家的不同，表明中国的改革经验对苏联不适用。参见美国《商业时报》1998年9月17日。

　　1999年俄罗斯《议会报》发表奥夫钦尼科夫题为《黑猫现在也能抓住老鼠》的文章，称对俄罗斯的改革者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学习的榜样。他概括了中国经验的四个原则性特点。第一，不是从政治领域，而是从经济领域开始改革。第二，不是从城市，而是从农村开始改革，首先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三，不急于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因为它们要确保大多数公民的社会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国投资。第四，利用国家的调控作用，不允许社会两极分化，不允许内地过分落后于沿海地区。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的尖锐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因为西方试图将另类价值观体系强加于中国，试图以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以自由散漫取代法律，以多元论取代和谐统一，制造民族间和地区间的矛盾，以便最终像瓦解苏联那样瓦解中国。参见俄罗斯《议会报》1999年2月3日。

　　2001年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原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和科雷舍夫题为《20年后再访中国》的文章，他们把中国成功的秘诀归结为五个要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奉行民族团结政策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对权力机构进行监督；不允许权力机构脱离群众；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参见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2001年2月3日。

　　俄罗斯“人民代表”议会党团主席赖科夫也以《什么是中国模式》为题在《消息报》上探讨中国改革成功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逐步地、分阶段地为形成市场经济和代表制式的民主创造前提。使中国获得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首先是中国改革家有清醒的头脑，不采用突变的做法，而是进行改革，重点放在最终结果上；其次是中国改革家忠于民族利益，关心普通人，注意增加社会财富，而不是瓜分老一辈人积累下来的财富；再次是对传统价值观中的许多内容根据世界的新现实加以重新考虑，使中国回到了传统的价值观。参见俄罗斯《消息报》2003年4月25日。

　　美国学者大卫·科茨在《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俄中转型经验比较》一文中指出：俄国转型战略的主旨一直是国家从对经济生活的管制中快速退出，其关键性特征是：企业的快速私有化；迅速去掉企业决策中国家指令的残余因素；急剧减少公共开支；紧缩的货币政策；快速消除阻碍商品和资本跨国流动的壁垒。对于利益的追求不是导致生产性投资，而是导致投机土地和有价证券、瞒报企业收入、各种欺诈、挪用公共基金以及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而中国转型的途径是抓住而不是放手：逐步放开价格控制；长期推迟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大型国有企业的决策中保留国家指令；增加在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政府开支；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国家对银行系统持续控制；国家对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进行控制。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用内生型、外生型增长模式来比较中、俄不同的改革道路。他认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无非有两种来源：内生型的和外生型的。前者主要是靠内需的增加来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走的是这条路。但是，这种模式对国内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业制度和国民的安全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在这些制度机制不到位的时候，内生会难以自生。外生型的增长模式，其发展由外部市场的需求带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走的是这条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发展初期本国不一定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而且见效很快。中国选择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的人口、劳动力成本以及基本成型的工业基础决定的。可是，俄罗斯没法选择外生型的增长模式，因为它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口禀赋，劳动力成本也太高了。参见《“北京共识”的现在与未来——专访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南风窗》2008年第14期。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在《中国模式无法复制》一文中说，中国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并集中分布在拥有太平洋出海口的地区，凭借这些优势以及北京务实的预算和宏观经济政策，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所以，那些不具备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发展工业的可能性的国家不可能复制中国模式，同时，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发展不均衡、生态环境恶化、过于依赖外部局势、不善于实现创新式发展等弱点，因此，中国模式只适用于工业不发达国家，只能存在于受到儒教文化的特定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控制大型工业企业和金融公司的环境之中。参见俄罗斯《生意人报》2008年11月10日。

　　〔作者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北京10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