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这是对中国抗战历史具有哲学方法论意义的全新总结和崭新认识。抗战期间，中华民族以生命和鲜血铸造的万里长城捍卫了民族生存、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并且形成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为主要内容的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是抗战精神得以形成、实践和创新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精神的形成主体
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特定历史场域的体现、延伸、发展和升华。从属性上来看，抗战精神不属于一党一派，也不属于一阶级一阶层，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共创、所共有、所共享。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并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民族和人民，民族和人民总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性主要表现为民族和人民是由不同的阶级所构成，而阶级则又是通过自己的政党进行民族意志和国家意志的表达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性和崇高精神积淀，源于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共产党能够作为抗战精神的形成主体，是由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行动所客观决定的。第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主张积极抗战，并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从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到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再到1945年中共七大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都是坚决抗战最坚定的主张者、持久抗战最坚定的践行者和争取抗战全面胜利最坚定的推动者。第二，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各种投降和分裂活动，维护了国内团结抗战的大局。抗战初期，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完成从“反蒋抗战”、“逼蒋抗战”到“联蒋抗战”以及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工农民主共和国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治调整和制度转型，开创出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国内团结抗战的局面。抗战期间，特别是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在坚决反对国民党亲日派投降分裂活动的同时，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把从抗战中期开始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团结在抗战阵营中，维护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大局。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物质条件和武器装备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牵制住了大量侵华日军主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退的情况下，以艰苦卓绝、巨大牺牲的伟大斗争，支撑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这成为抗战取得最后完胜的首要条件，也为同盟国取得太平洋战场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说：“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的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精神形成主体的作用表明，她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受各种风险考验的主心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精神的实践
任何一种伟大的精神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生成的，具有当时条件下的即时性。但是，精神的力量一旦生成，就具有了历时性，能够跨越不同的历史条件去滋养、砥砺和鞭策民族和国家的进步。抗战精神在离开了它形成的具体历史环境后，它所包含着的救亡图存、国家凝聚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内核，将在中华民族新的历史征途中被不断地现实化。从新中国成立到当代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精神的实践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坚持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与美国及其率领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三年艰苦的抗美援朝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彻底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只要在东方国家门口架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对20世纪6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军事威胁、90年代初西方国家制裁中国，以及当代维护东海、南海主权权益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国家主权安全、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放在首位，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
第二，凝聚国家力量，推进民族复兴。从新中国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再到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复兴为目标，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懈地探索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道路。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有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再到当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推进民族复兴的必然结果。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精神的实践，还表现在对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中遭遇的各种挫折和风险考验的成功经受上。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发展的曲折，还是改革开放后一次次面临十字路口时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抉择，中国共产党都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坚强信念，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历史的曲折挫折和风险考验，开辟并不断拓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精神的实践表明，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结晶，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精神引领，是当代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基础。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创新
继承和实践抗战精神，必然要求创新抗战精神，使其能够不断深入地融入到当代中国的发展中、融入到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进程中。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创新，集中体现在将其融入到中国精神之中、将其进一步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并使其成为维系党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愿景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于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有精准定义：“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一点，是与抗战精神重叠和同质的，它表明，抗战精神在中国精神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则是以民族复兴为着眼点的对抗战精神的创新，是抗战精神的全新发展形态；相比于精神的层面，价值的层面更为抽象，也更为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出了从价值理念层面对抗战精神所包含的国家凝聚和民族复兴这一主旨的升华。通过这一升华，使得抗战精神折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抗战精神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断结合的过程；它一旦形成，就必然会成为维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这一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精神时代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抗战精神，来筑牢党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这一当代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
经过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创新，抗战精神就既具有历史记忆性的特点，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同时，它又具有现实关照性和未来指引性的特点，时刻以精神指南的力量，清晰地指明我们要向哪里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