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会上提出了要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的重要课题。他指出：“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 执政能力、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上来。”只有认识并自觉实践规律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取得实效。

　　一、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决定了从严治党成为党的建设的必然性要求；要在深刻认识从严治党必然性基础上自觉发挥主动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从严治党，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章党规要求强化自身建设，做到标准高、要求严。显然，这不是任何政党都有的一般性规矩，而是共产党的性质、历史使命引发的特殊性要求。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担负着彻底改造社会的艰巨历史使命，诞生大都无合法地位，处于旧政权压迫之下，为发展和取得胜利，必须把自己凝聚成为思想统一、组织团结、行动一致的战斗整体，把力量集中在一个攻击点上，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因而，从严治党成为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上的必然性要求。由于入党是先进分子自觉的政治诉求，是自愿行为，参加党就意味着接受党的纲领章程，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所以从严的要求既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从世界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看，马克思在创建早期工人阶级政党时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制定的第一个共产党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盟员的生活方式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从严治党思想也体现在列宁建党的全部实践中。按照列宁的设想，在俄国要建立的党不是旧式的、松散的、改良的社会民主党，而是担当革命任务的新型政党，“组织能使力量增强十倍”；共产党必须以先进理论为指南，实行严格纪律；入党必须参加组织，接受组织管理和监督。列宁以此作为入党的一个条件，为此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国际帮助、指导下诞生的，面临着更险恶、更困难的环境，在酝酿建党过程中，克服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从严治党的要求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而且始终如一，体现在历届党章和全部党规党法中。老革命家彭真在参观一大南湖红船时意味深长地说， “这只船很小，但前途远大”。确实如此。党诞生时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位党员，历经90多年奋斗，至今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几百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而且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执6多年，创造了近现代政治文明史上的奇观。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何在？除了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就是依靠从严治党保持了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有效地执行了党的纲领路线。正是有了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 先进的政党，而且成为组织得最好的政党，具有最强软实力的政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从严治党举措，是在深刻认识必然性基础上自觉发挥主动性、能动性的结果，今后，为了党的事业继续发展，还必须继续发挥这种主动性，自觉践行从严治党要求。

　　二、从严治党的主线始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具体要求又与党的环境、任务和自身状况密切相联，具有时代特征；要不断提出新要求，完成从严治党的新任务

　　对于共产党来说，从严治党的主线始终不变，即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倾向做斗争，在此基础上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由于党的情况不断发展变化，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又是与党在不同时期的环境、任务及自身状况相联系的，具有时代特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在白色恐怖和残酷武装斗争中，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当时的环境、任务突显了从严治党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在发展、扩大党的队伍同时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也拒绝落后分子入党，保持纯洁性，这是党生死攸关的问题；二是面对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多数的现实，注重思想建设，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保持党的先进性。在残酷的斗争考验面前，缺乏信仰的人一般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共产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也很容易被淘汰，所以当时的客观环境下，实行从严治党相对容易些。党执政后，地位、环境、任务、自身状况都发生根本变化。从严治党在客观上更具有紧迫性，落实的难度也更大了，而且每个时期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党执政初期，刚刚进入大城市，最迫切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贪图享乐等消极情绪，抵制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解决这些问题，党才能巩固政权。当时的“三五反”运动就是着眼于这些问题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政权初步巩固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经受执政考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是如何严格要求党员，“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标准而斗争”八大后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进入新时期后，党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从严治党要解决的问题是确保党成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新时期也经历了不同阶段，也有不同具体要求。从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主要是解决“文化大革命”给党造成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特别是端正党风，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领导现代化建设做思想、组织、作风的准备。1980年代的整党就是为此开展的。十三大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十四大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随着形势发展和改革深入，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更加严峻，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里，既有领导能力不适应领导需要的问题，也思想、组织、作风状况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问题，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等等。所以，这一时期的从严治党，一是要提高党的执政水平、领导水平；二是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十四大到十七大，党都在强调这个问题。从1990年代的“三讲”，到2000年代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活动、创先争优活动，都内在地蕴含了这些要求。十八大开启了我国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又一新阶段，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需要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具有攻坚克难的打铁硬功夫；同时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对人民群众的再动员、党心民心的再凝聚。因此，十八大以后的从严治党也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二是集中力量做好反腐倡廉工作。这两方面工作的收效都十分明显。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党的事业发展，不断给从严治党提出新问题，只要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从严治党就永远在路上，是个常讲常新的课题。党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密结合实际，迎接新挑战，提出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完成新任务，使从严治党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锐利武器。

　　三、从严治党是系统工程，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各个领域；要坚持“五位一体”，使各个领域的工作相互促进，才能提高从严治党的水平

　　从严治党不是单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体现在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各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影响的。思想建设上的严格要求是前提。因为党员的先进性来源于高度的思想觉悟；党的纪律既有强制性，又是靠党员对党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来维持的。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党员意识、纪律意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遵守纪律的要求才能落实。组织建设上的严格要求是基础。组织建设一是要把好入口关，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发展和管理党员，及时、妥善地处理不合格党员；二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形成既有整体目标和严格纪律、又有个人积极性创造性的生动局面。作风是思想的外在表现，作风建设上的严格要求，实质是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效果见之于行动，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反腐倡廉建设是纠正思想、组织、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错误，也是促进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有力行动。上述四个各个方面的严格要求都要由制度建设来保证；或者说，制度建设贯穿于四个方面。所以，制度建设包括制定和执行制度上的严格要求是从严治党能否落实的关键。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任何一个方面缺失，就如同木桶出现一个致命的短板，从严治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按照“五位一体”的思路落实从严治党要求，最重要的是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首要任务，但是思想教育不是万能的，改革开放以来，少数地方、单位的集中教育活动一度取得成效，但不巩固，往往呈现两个抛物线现象：即活动是“发动——高潮——回落”；群众心理是“希望——振奋——失望”。究其原因，是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活动过后出现反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可以更有力地规范人们的行动，弥补单纯思想教育的不足。但制度也要靠人来制定、执行和维护。离开多数人的自觉性，制度终究会流于形式。因此必须使二者密切结合，思想教育领先，教育成果及时用制度巩固；同时也不能把制度建设看做简单的程序性、技术性工作，建章立制的每一步都伴随思想教育。这两方面的结合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特点和优点，既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可做可不做的一般性要求，也不是简单盲目的生硬规定和不教而诛的惩办主义。思想教育启发的自觉性和制度特有的约束性紧密结合，内在动力与外在督促相结合，从严治党的要求就会真正实现。

　　四、从严治党与改善党内政治生态是辩证统一、密切结合、良性互动的；要以从严治党作为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举措，又以政治生态的改善推动从严治党的落实

　　所谓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党内政治生活现状，政治生态综合反映党内各方面状况，主要是反映党内风气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作风。从总体和本质讲，党是先锋队，但党内不是全体党员、干部素质整齐划一的“无差别境界”，事实上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进、中间和后进的差别，作风上也往往是优良作风与不正之风并存的。问题是，在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里，什么样的价值导向、什么样的风气占上风。这就决定了党内政治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内党性原则能够坚持，多数人走正道、干正事、谋正业，会有力地抑制歪风邪气，这个地区政治生态就是良好的；反过来说，如果潜规则代替原则，“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成为规则，“做事不如作秀”成为习惯，“能干不如能吹”成为标准，甚至出现“逆淘汰”，就意味着政治生态的退化乃至恶化。政治生态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敢不敢正视问题、敢不敢解决问题，也就是取决于对从严治党的重视程度、执行力度和实际效果。刘少奇说过，“如果把我们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么，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肌体，它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医治那些暂时地、局部地感染到的病毒，而且在医治病毒之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共产党是有自我净化能力的，但只有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实行从严治党，才能使自我净化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从严治党的过程就是医治病毒、增强免疫力的过程，是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激浊扬清的过程。古人云，“取乎其上，仅得其中，取乎其中，仅得其下”；又云，“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如果说优良作风有很好的导向作用，不正之风一旦形成，负面效果也很大：流风所及，难免会给好人造成不良影响，导致原则废弃、是非不辨，让越来越多的人效法，这就是“破窗效应”。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从严治党在一些地方未能完全落实，歪风邪气迟迟得不到制止，官场上为数不少的人热衷于跑官买官，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有人以为积重难返，因此丧失信心。有的党组织也放弃从严治党责任，这就更加助长了不正之风，形成恶性循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扎实有效的举措惩治腐败，纠正不正之风，从宏观和大部分地区看，效果非常明显，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说明政治生态的改善是事在人为的。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生态的改善，从全党看，实行从严治党动力足了，阻力小了，一些过去看似难以执行的规定也得到执行，一些过去屡禁不止的歪风也初步刹住了。实践证明，只要把从严治党与改善政治生态相结合，使二者良性互动，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就会提高到新水平。

　　五、从严治党需要人民的支持、监督，也会进一步得到人民拥护，从严治党与党群关系建设呈现明显的正关联；要以从严治党作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战略措施，打造“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

　　从严治党是党的自我净化，这种净化不是关门进行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监督，也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从严治党也自然成为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党建举措。因为从根本上讲，通过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纠正一切违背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为人民服务宗旨。 在任何时候，从严治党与党群关系建设都呈现明显的正关联，在党执政后尤其如此。执政后，党群关系出现新特点：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逐步由历史认同、感情认同转为业绩认同、利益认同，对党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更加不能容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从党这方面看，执掌权力可能带来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的可能；体制的某些缺陷又助长了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青年干部成为队伍主体，很多人对群众路线有认知，但缺少群众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缺少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防止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代际更迭中遗失，成为党的建设重要课题。从党员队伍看，抱有不良动机的人也愿意进入执政党来争权夺利，党员人数不断增加成为趋势，管理党员的任务更为繁重。由于这些因素，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危害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更严重的是，由于掌握权力和全部国家资源，一个时期的错误和不良风气不会立即威胁到党的生存，因而一部分干部会忽视脱离群众的危害和 危险，甚至面对危机麻木不仁。因此，越是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越是要强调从严治党，及时克服和纠正一切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思想、行为。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觉实践这一思想，采取的一系列从严治党举措，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坚决拥护，党和人民群众联系进一步增强，这又为实施从严治党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民意基础。实践证明，要以从严治党作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战略措施，实施从严治党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从人民的批评和不满意中发现问题；从人民的支持、监督中吸取从严治党的力量 ，打造“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这样，党的事业就会不断取得胜利。(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原载于《党建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