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上午，我所举办国史讲座第80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系列讲座第三讲，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作题为“国史研究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融通和导向作用”的学术报告。副所长张星星主持讲座。

　　梁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的编写前后历时20余年，凝聚了许多国史研究者的心血和长期研究成果，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深度和现实意义的精品力作。他的报告着重从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国史稿》给国史研究者提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国史研究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一部科学著作的水平，主要取决于作者的学术水平和表达能力。从学术水平上说，首先应该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要比较娴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全局，写出历史的深度。其次，要有比较广博的学识基础，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这样才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在专业研究中能够旁征博引，举一反三，有能力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写出的东西也不会枯燥乏味，而是有深度，有广度，有神韵，有文采。再者，要有很好的专业造诣，尽可能地掌握全面而丰富的史料，并善于识别和运用材料，善于史论结合，善于在历史的论述中启示人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和掌握。此外，还要通过调查研究深切理解现实社会，了解国情，这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要懂得现实社会是打开和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

　　第二，《国史稿》很好地体现了史学经世致用、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同当代中国有着更为直接和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资政育人作用非常突出和重要。这个特点是贯穿《国史稿》的一条重要线索。特别是在它的整体格局中增加了一个序卷，这非常有创意、有特色、有意义，能够使读者在情感与理性的思考中受到历史的教育。一方面，会产生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国史稿》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的笔触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是同我们民族具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紧密相关的。另一方面，会从中获得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能够使读者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审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历史意义，正确对待新中国的历史。

　　第三，《国史稿》很好地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体和主流，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所经历的曲折，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开创者，他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他的错误同他的伟大贡献相比是第二位的。然而，30多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国史稿》作者出于史学工作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以大量的史实再现了毛泽东领导建设新中国的伟业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又不回避在探索中所经历的曲折和遭受的损失，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有力地回击了敌对势力。

　　第四，党的理论活动是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一般来说，做好史论结合是历史研究和著述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党史、国史中表现的更加直接和重要。因而如何妥善处理史和论的关系，即国史主要写史，同时又要精当地表述一定时期的理论成果，使之互相融通、史论结合，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国史稿》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史书虽然不能像理论著述那样展开论述，但必须深入领会和把握党的理论。

　　第五，《国史稿》在叙述历史的进程时比较注意总结和体现历史经验，努力发挥国史的镜鉴作用。我们党是在自觉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不断走向成熟的，这是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正确性的重要途径。国史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发挥历史的社会功能，要坚定地站在人民事业的立场上，发挥好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史德、史识、史胆的优良传统。

　　张星星总结时指出，历史和现实、史和论的关系是历史研究应当给以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问题。梁柱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联系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围绕《国史稿》的一些特点，谈了自己的感受和认识，这对我们把握历史研究的特点，正确认识把握历史和现实、史和论的关系，增强政治意识，增强意识形态意识，增强阵地意识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