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下午，我所举办国史讲座第81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系列讲座第四讲，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国史稿》统稿专家周新城同志作题为“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来看国史研究”的专题报告。副所长武力主持讲座。
　  周新城教授在报告中讲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国史研究者研究苏联历史的必要性
　  周新城援引彭真关于国史与苏联史研究的谈话指出，如果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面正面的镜子的话，那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就是我们反面的镜子。苏联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为我们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借鉴。反思苏联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坚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国史研究的重要性，有利于深入思考国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概括总结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其内在规律
　  周新城介绍了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动态，并指出，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特别是关于苏联向资本主义的演变研究，近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中国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为一个特殊的学术现象，其中也存在着立场观点迥异乃至针锋相对的各种研究。
　  周新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将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机理概括为三股势力和三个阶段。他指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和苏共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这三股势力相互配合、沆瀣一气，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在第一阶段，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到第二阶段，敌对势力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至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
　  三、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教训对国史研究的启示
　  周新城认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教训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真对待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教训充分说明了两点：其一，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苏联和中国始终是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下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认清形势；其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估量。苏联的悲剧恰恰是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来处理客观上存在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结果丢失了政权，落得个亡党亡国的悲惨下场。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做出了科学论断，指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之一。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苏联政局剧变过程中，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制造的舆论核心内容是全盘否定甚至攻击污蔑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这一过程印证了毛泽东早就阐述过的“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仅仅把经济搞上去是不够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央多次强调，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再次，科学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是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歧的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带来严重后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是进一步恶性发展，把否定斯大林作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突破口，最后以苏共被解散、苏联被解体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而告终。这一事例再次证明，“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推翻一个政权，必然先要否定这个政权的历史，把它妖魔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丑化这个国家的领袖是最便捷的途径。在我国，敌对势力千方百计诬蔑、攻击毛泽东，也是这种手法的表现。他们反对毛泽东，并不仅仅是反对他个人，而是反对他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以便转而“向英美学习”，“回到人类文明的正道”，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针对国内出现的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把这一点写进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从根本上粉碎了敌对势力的阴谋，保证了我国政局的稳定，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规定了政治前提。这是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
　  最后，要警惕党的领导层出问题，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不能让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窃据党的领导层，否则将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讲座结束后，武力同志谈了自己的感想。他指出，研究历史一方面要总结成功经验，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应该总结一些教训。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康庄大道，往往充满了曲折和反复。别人经历的曲折和别人掉下去的陷阱，中国应当注意并尽力避免。国史研究者应当从中外比较的角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角度拓宽国史研究的视野，进而推进国史研究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