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小型提灌方面
陕北在这一时期积极推行小型提灌,这一做法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当时一些民众在村头的小支毛沟岸边修小块菜地,挖水沟引水至蓄水坑内,于地畔支三脚木架系一活动木棍,木棍一端吊水桶,一端坠石头,一起一落汲水灌田。地块较高分两级架设,群众称“二仙传道”,因其费工而少采用。建国后,1953年,人民政府在陕北推广(人)畜力解放式水车提水浇地。1955年,水利部门在延安县李家渠乡试验,建起锅驼机抽水站。1956年,延长县利用延长油矿电力,建成槐里坪抽水站。1958年,志丹县建起城关公社陵黄地台抽水站,配备12马力柴油机1台,同年甘泉县相继在关家沟、王坪、道镇等地建起6座柴配抽水站。延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安地区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1页。
总之,水利事业的发展使陕北的灌溉面积不断增长,以延安为例,1949年水浇地仅为015万亩,到1957年增长到820万亩。灌溉面积的增长不仅保证了粮食产量的稳步增长,而且有效的抵御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
3水土保持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陕北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水土保持治理经历了从点到面,集中、连续治理的过程。1950年代初,陕北着手试验和推广淤地坝、水平梯田、“水簸簯”等农田基本建设,积极防治水土流失。据黄委会绥德水保试验站1954~1956年试验资料记载,在一般暴雨情况下,凡符合质量标准的梯田、坝地,可减少径流量38%~81%,减少土壤冲刷量69%~972%,增产粮食666%~81%,最高可达254%。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编:《榆林地区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正因为如此,陕北这一时期出现了绥德县韭园沟、米脂县杜家石沟水土保持治理典型,对当地的水土流失及粮食产量的稳步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50~1954年,延长、宜川、洛川等县农民自发联合治小沟建小坝50多座;1956年,安塞县陈家洼、延安县碾庄沟流域羊圈沟两地,初始修成3米宽的窄条梯田,是年,延安全区共修成水平梯田1200亩。延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安地区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269页。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改进耕作技术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广耕地合理倒茬、培养地力、选育良种、条播密植、积肥施肥、整地保墒防旱的经验,提倡精耕细作,大力推广作物的优良品种。西北农学院赵洪璋教授培育的碧蚂一号、6028小麦良种,胜利水稻、金皇后及辽宁白玉米、泾斯棉、517棉等品种,在陕北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另外,在这一时期陕北还积极推广抗病毒的延安系小麦,尤其是延安11号、延安15号小麦播种面积最大,谷子作物方面,以延谷2号为本区的骨干作物品种。
农业机械这一时期也开始使用,1956年8月延安开始使用拖拉机,1957年绥德建成榆林第一个拖拉机站,当时在陕北使用的拖拉机有匈牙利GS—35型,G—35型,波兰D—35型、40型、50型,罗马尼亚KD—35型,捷克热特—35型等轮式和链式拖拉机等。现代农业机械的使用尽管在这一时期的陕北不很普遍,但它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却又积极意义。
(四)发展畜牧业
陕北地区畜牧业历史悠久。建国后,各级党政部门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1950年国务院给陕西3000两黄金作为老区建设资金,其中85%作为发展畜牧业生产资金(即黄金分羊)。这一时期陕北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发展畜牧业:
1开展爱畜、保畜、增畜运动
建立各级保畜组织和示范点,开展群众性修搭棚圈、储备草料、改善饲养管理和兽医防治工作,保护牲畜,减少死亡,扩大再生产。一是引进秦川牛、关中驴等优良品种,建立国营农业社和农民私营牲畜配种站,进行大家畜改良,1952年还引进新疆细毛羊在重点乡村进行杂交改良试点,1955年扩大到陕北各县;二是公养私养结合,发展猪、羊、牛和家畜;三是提高猪收购价格,支持生猪生产,保证肉食供应;四是兴办国营农场,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畜牧业,在良种和新技术方面进行示范。正是采取了开展爱畜、保畜、增畜运动,陕北的牲畜存栏数不断增长,以延安地区为例,1949年大家畜存栏数为1628万头,其中牛1122万头、马022万头、驴452万头、骡032万头;1957年,大家畜存栏数增长到2548万头,其中牛1536万头、马061万头、驴881万头、骡070万头。延安市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延安卷)》1999年7月印,第52页。
2积极进行疫病防治
建国前,陕北地区曾多次发生畜疫,损失惨重,由于诊断手段落后,多系自发自灭,无法定性。建国后,陕北地区于1952年组织全区兽医技术人员在全区进行大型普查,并建立家畜及畜产品检疫制度,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春秋检疫。据统计,延安地区1950~1958年全区预防猪瘟101173头、预防鸡疫140478只、猪型二号苗免疫羊70904只、药浴羊疥廨102527只、驱除大小家畜寄生虫168962头(只)。延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安地区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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