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主要表现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农、轻、重比例失调，地区投资与布局比例失调。而经济效益下降则表现为全社会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效益下降，基本建设经济效益下降，配套建设和综合能力差，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以及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建设中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伤亡事故。如陕西阳安铁路，全长为358公里，修建中共有384人牺牲，1512人重伤，平均每公里牺牲1人以上。

　　尽管存在乃至不止这些问题，但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时期在区域协调发展、农村普及教育、环境保护和计划生育等四方面所取得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成果，既为当前缩小东西部差距、改变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了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为进一步搞好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打下了一定的良好基础，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今61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新中国的历史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30年。毋庸置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有人如果以后30年的成就否定前30年，割裂前后两个30年历史的内在、必然联系，那无疑也是错误的。因为正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1949年前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是1949年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并不是旧中国留下的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是新中国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宏伟基业。”《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访中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11期。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也不能歪曲。”《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页。否定了前30年，“就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灵魂就会被抽去。新中国头30年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于后30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看不到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的牢固基础，就难以弄明白，当今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为什么唯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产生如此神奇的发展速度，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显示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访中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11期。因此，我们肯定前30年历史中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正是对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历史科学完整把握的必然结果。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是从1966年至1975年，这正是“文革”时期，如果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画等号，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必然看不到“三五”、“四五”时期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贡献和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更不可能对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简单理解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观点也是不可取的。朱佳木在《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中就明确指出：《历史决议》中说：那个时期，“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变”。“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817页。因此，只有当我们把犯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才能正确地认识到“三五”、“四五”时期虽然正是处于“文化大革命”当中，但它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成果，从而才能清楚地看到它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才有可能对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