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是“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更不是市场经济。恩格斯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仍然没有一个国家突破和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同样，西方经济学也一直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征来确认。

　　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就提出了质疑：“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应该说，当时的市场经济，实质还是商品经济，指的是市场调节。但是，邓小平的质疑，拓宽了人们的思路，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又突破性地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书，第373页。根据他的意见，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

　　陈云对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是80年代提出的“鸟笼经济”关系。

　　应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陈云比邓小平提出得要早一些。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就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云为了刺激经济快速恢复，曾经大力借助商品经济手段，如搞了高档商品的高价出售，使货币快速回笼；更为大胆的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两条都是对计划经济的“离经叛道”。因此，他遭到严厉批判，长期被斥为“老右”。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正是汲取陈云要用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进行大补充的意见，在总结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但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陈云却多次提醒注意计划的作用——“鸟笼经济”关系。

　　1982年12月，陈云借用黄克诚的“鸟笼”比喻阐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指导的搞活。这就像鸟与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当然，‘笼子’的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要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朱佳木：《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如何看待邓、陈在这个问题上的侧重点的不同呢？可以这样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邓小平针对过去的计划经济脱离市场需要的弊病，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张，这是一个伟大的开拓，不仅具有经济战略意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创新。没有这个开创，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充满活力，就不能在全球经济的新局面下取得立足之地和胜利。邓小平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而陈云的“鸟笼经济”，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要补充和保障。（1）他的“鸟笼”，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随着需要可以灵活变化的，甚至“可以跨国跨洲”，这自然包括着市场经济的含义，不存在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2）陈云的“鸟笼”，是针对80年代搞活中出现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等情况而发的。建设社会主义商品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确实随时需要一个“鸟笼”，为“搞活”加上一个“不乱”的安全阀。（3）历史证明，无论叫计划还是规划，或者叫国家干预，“鸟笼”是客观存在的。1992年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初，在执行中产生了投资放贷过大、开发区泛滥、下岗职工急速增多、假冒伪劣横行等等弊病，正是1995年开始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才解决了这些负面影响。同样，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完全搞新自由主义的放任导致的。而美国采取的国家接管“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等房产、金融、保险机构的做法，也证明，即使在把市场经济奉为圣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鸟飞远了也是要抓回来关在笼中的。

　　从邓、陈—毛、周关系的比较看领导机制

　　邓小平、陈云这一对人物，与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毛泽东、周恩来这一对人物的关系十分相似。毛、邓是最终的战略设计和决策者；周、陈既是参与决策者，更是执行和管理者。毛、邓勇于大刀阔斧的宏观开拓，周、陈更善于运筹帷幄、日理万机的管理。

　　但是，毛、周的领导机制却没有完全得到邓、陈那样的相辅相成的效果。如1956年周恩来就提出要反对“冒进”，但以后两年连续遭到严厉批判，终于导致了“大跃进”失败的严重后果。其原因在于当时党的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个人决断，使毛、周领导机制最后只有单补的一定作用，更没有制约的作用，最终单补作用也因为缺乏制约而失效，变成事后的补救作用。1962年陈云主持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与1979年他主持的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在已经出现巨大经济损失下的挽救危机，十分被动；后者则因邓小平的支持，能在热浪方兴时紧急刹车，成为以后经济飞跃的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