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关系缓慢恢复、重新走向正常轨道的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一贯主张发展中美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应邀来中国访问。尽管尼克松的访华活动在形式上属于民间行为，但在中美关系处于极为敏感的特殊时期，无论是尼克松本人，还是美国政府，或者是舆论界，更不用说邀请他来访的中国方面了，都没有把他的这次来访当作是一次单纯的个人行为。还是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前，美国政府就在一项声明中说：“总统正期待着阅读尼克松的报告”。

　　尼克松的来访受到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同他会谈时，就发展中美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对。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邓小平还指出，在中美关系上，中国是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可以要求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331页。在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会谈后，尼克松提出中美双方应共同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努力。

　　中美双方十分重视尼克松的建议，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缓和两国关系。1990年1月11日，中国宣布解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的戒严，不久又就方励之赴国外就医问题与美方达成协议，并宣布对所有有过不当言行、不明真相的海外留学人员，一律不予追究责任，来去自由。美方则宣布无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逐步取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如两国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政府高层人员的往来等。

　　接着，同样是热衷于发展中美关系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邀来访。邓小平在同他的谈话中说道：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他还向基辛格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纷争的四项具体建议。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7页。不久，邓小平又会见了应邀来访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指出：中美两国友好相处，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的，同中国闹僵没有好处。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在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大力争取和积极推动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美关系在相互让步而又不失原则的基础上，逐步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开展中美民间外交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中美民间外交活动，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各自重要而又特殊的影响力，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以及历史因素等的共同作用，相互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民间外交的成功开展，使两国关系即便是陷入低潮时，仍保持必要而且频繁的沟通和接触，起到了润滑剂和减震器的作用，有效化解了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所引起的纠纷，有利于保持并不断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以台湾问题的交涉为例。1980年，美国政坛上一向政治立场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在总统竞选期间屡屡在台湾问题上信口开河，甚至表示要重新建立美台官方关系，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在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多次严正批评下，里根在当选后就职前，不得不派其竞选搭档前来中国进行解释，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就任总统后不久，又明确表示，他将保持和发展“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与我们的非官方关系一致的各种接触——文化的、商务的和人民对人民的接触。”同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想办法来获得解决。1982年8月，又在中国方面的一再交涉下，双方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为最终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邓小平以及热心发展中美经贸合作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美经贸往来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得到了长足发展。到1988年，中美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从刚建交时的2451亿美元增长到10011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1%，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宫力：《邓小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页。

　　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两国间的人员、文化往来也十分频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有很长的历史，它对增进两国人民间相互了解起了积极作用。”文化领域的密切交往“对两国人民来说是个好事。”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到1988年，中美互访团组或个人达到200起，1500多人次。双方交流项目近百起，包括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杂技、绘画、摄影、电影、出版、文物等许多方面，中国向美国公派留学生19万余人，美国来华留学的总人数到1988年达7000余人。中国新闻单位向美国派出记者已达10家，美国来华的新闻机构则达25家。宫力：《邓小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页。中美间的人员、文化交流的频繁开展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民众和社会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民间外交的成功开展，不仅丰富了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内涵，而且拓宽了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视野，邓小平以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也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民间外交由此成为新时期中国总体外交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