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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新时期的中美民间外交
发布时间: 2011-10-18    作者:王玉贵 李婧    来源: 200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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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促进中美经贸往来的不断发展,邓小平抓住一切机会做美国企业界的工作。他曾多次会见热心发展中美经贸合作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并就发展中美经贸合作问题征求意见。1984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哈默时指出:“同中国进行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还能力的国家,而是潜力很大,只是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现在仍有些外国朋友担心中国的法律不完备,我们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我们的法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2页。1987年9月,他又对应邀来访的哈默博士说:“中国要更加开放,加快改革步子,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企业家同中国合作。”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他在会见美国企业界人士时还不断做说服解释工作,回答他们关切的有关问题。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等时,在回答客人关于在中国投资是否可以有直接的拥有权、是否可以同中国共享利润的问题时,说道:“合资也好,独资也好,都可以。既然合作,不分享怎么行。你们担心我们这方面的法律不完备,这可以逐步解决。”“请你们相信,在中国投资风险最小,中国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4页。1988年5月,他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希望客人:第一,推动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金融家一起来帮助中国的发展,重要的方式是投资,还有技术转让;第二,帮助中国出主意。同上书,第1233页。

  在科技文化交流方面,早在1977年8月,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有很长的历史,它对增进两国人民间相互了解起了积极作用。几年来,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往有不少发展,这对两国人民来说是个好事。”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中美科技文化交流频繁开展,即便是在两国政治关系陷于低潮时,仍保持不断发展的势头。中国的许多高科技项目和科技措施如高能加速器(北京正副电子对撞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设立等都是在听取了李政道等美国科学家的意见后开始起步并取得显著成绩的。

  第三,详细阐述发展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积极探索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开启两国交往大门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扩张。随着美苏关系的不断缓和、美国在全球争霸中逐渐赢得主动,特别是在苏联、东欧相继发生剧变后,不少美国政治家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不但没有重要的地位,反而正在变成美国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由刚建交时的较为平稳变为麻烦不断。面对国际形势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迅速变化,邓小平在中美民间交往中,不断阐述中国方面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思想,认为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发展两国关系的战略重要性,避免因政策的不连续而引起波动。

  1980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费尔时,批评美国一些人认为发展中美关系,中国有求于美国的说法。他说:美国一些人说,好像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中国有求于美国。我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1页。他认为,中美关系不只是同中美两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角度,也就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处理好。同上书,第788页。他明确指出:“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决策人曾一度说,中国只能起地区性的作用,对全球无足轻重。我们对这样的判断并不在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了不起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中国对国际安全和稳定是无足轻重的。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如果始终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把台湾当作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中美关系迟早要破裂。希望美国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战略利益,不仅是台湾问题,而且在处理其他问题上都要从战略角度来考虑。”同上书,第926~927页。他还认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那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发展国家间关系依据的观点不是现实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1页。。

  第四,“八九风波”后,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而努力

  正当中美关系逐步进入相对稳定时,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突然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美国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不仅对中国内政进行了公开而又粗暴的干涉,而且带头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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