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邓小平在开展中美民间外交工作时，是在两国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应该看到中美之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官方途径开展的，邓小平也始终把中美交涉的着眼点放在做美国政府的工作上面。在这一前提下，他也积极通过民间途径全方位开展对美外交。

　　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推动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

　　邓小平从事的中美民间外交活动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两国关系中的所有方面，限于篇幅，本文只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重点考察。

　　首先，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出谋划策，消除中美关系的隐患

　　台湾问题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历史等原因，却成了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同上书，第926页。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还是个台湾问题”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并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严重危害性保持足够警惕。他多次指出：中美关系“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46页。即使解决了美售台武器问题，也只是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这个法”同上书，第825页。。

　　为了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同时也是为了呼应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消除中美关系中的隐患，邓小平在中美民间交往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重要方针，但一再强调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1979年1月初，他在会见来访的27位美国记者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说道：“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596页。1982年1月11月，他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首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他说：我们最近提出的对台工作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7页。1983年6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指出：台湾和大陆统一以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他还提出，为实现台湾同大陆的完全统一，要采取适当方式，并明确建议“两党平等会谈，实现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1页。

　　中美建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邓小平把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作为20世纪80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坚持“《与台湾关系法》必须去掉”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但经过冷静观察，他很快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他提出要从长计议，不要因此而干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指出：“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他认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要建立在中国的发展上面，“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同上书，第265页。。

　　其次，积极主张加强中美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为发展两国关系打下深厚的民众和社会基础

　　中美建交时，正是中国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改革开放之际，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成为中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建设与管理经验的重要国家。

　　早在1979年初应邀访美期间，邓小平就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一再表达了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管理经验的愿望。中美建交后，由于经济互补性很强，两国间的贸易额增长很快，但随着经贸往来的迅速发展，中国由起初的贸易逆差逐渐变为有较大的盈余，双方的经贸摩擦和纷争随之与日俱增。为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一再主张，美国必须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认为这比单纯地在中国开办企业或提供经济援助要重要得多。他指出：“中美之间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要加强合作，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从整体、从战略角度考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