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开始推行有别于以往的内外政策。1986年7月，他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问题，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江（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同时还宣布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军的问题。不久，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华莱士采访时，称戈氏的这次讲话“有点新东西”，但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并重申，如果苏联能消除在越、柬问题上的障碍，他愿意与戈尔巴乔夫会晤。

　　此后，两国交往和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包括中苏分别在列宁格勒和上海设总领事馆；在1986年10月举行的两国副外长级谈判中，苏方改变以前的态度，同意讨论“三大障碍”问题；1987年2月，苏方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同意按黑龙江主航道划分边界；1988年底，苏联宣布从阿富汗全部撤军，从蒙古部分撤军，并表示愿为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做出努力。

　　1988年底，钱其琛访苏。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苏，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半正常化”。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钱其琛正式向外界宣布，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中苏高级会晤可能在1989年上半年举行。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至此，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1989年5月16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首脑会晤，终于在北京举行。

　　首脑会晤后，5月18日发表《中苏联合公报》。主要内容包括：中苏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中苏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中苏愿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双方主张以有关当时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等。

　　此后，中苏关系不断顺利发展。1990年4月，李鹏总理访苏。两国签署了《关于两国经济技术长期合作发展纲要》、《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互裁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等多项重要协议。199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外长正式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中苏联合公报》确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

　　从1990年起，苏联国内形势不断动荡，直至1991年底宣布解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一再重申，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1991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致电俄罗斯联邦，宣布承认其独立，并派遣李岚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访俄。在《会谈纪要》中，双方表示：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两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仍为中俄的指导原则；愿承担中苏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义务；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三、外交战略的调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如前所述，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大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拉开的。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外交战略调整，它和中苏关系正常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至80年代初，由于面临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中国实行“一条线”战略，组成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日本的国际统一战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共同反对搞霸权主义的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条线”战略，对于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临的紧张形势，摆脱腹背受敌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实行“一条线”的战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中美两大国之间形成的一种准联盟的关系。可是，在许多环节上这种联盟关系的基础并不牢靠。台湾问题便是其中最敏感最重要的一环。尽管早在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第一次公开正式表示，认识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肯定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全部撤出的最终前景，然而，对中国明确提出的美国应对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停售（武器）”四个原则却迟迟没有履行。1979年中美建交时，迫于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和美国国内要求发展中美关系的呼声，美国最终完全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然而在对台停售武器这一点上却一直未得到解决，为后来的中美关系留下了隐患。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又于1979年3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提出：“要保持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为此，“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武器和防御服务”。此外，该法案还规定，美台之间在1978年以前有效的“条约”、“协定”等，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协定外，一律继续有效。这样就把美台间曾以“国家”名义签订的一大批“条约”和“协定”一字不改地保留下来。另外，尽管中国就美国继续售台武器的问题多次提出抗议，美国政府却于1982年4月13日正式通知国会，向台湾出售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零配件，包括飞机部件。美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做法充分显示了其帝国主义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还出现了一股对华不友好的势力，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政策。邓小平指出：“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0页。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形势上看，美苏争霸的争夺趋于平缓，转入了僵持状态。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减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而美国在里根上台后，加强了对苏联的压力，实行强硬政策，美国的实力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较大的优势。美国和苏联的较量由过去70年代苏攻美守变为苏美在战略上大体均衡，两个超级大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双方都没有绝对的实力既保存自己又吃掉对方。这种“恐怖平衡”成为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日本、西欧以及东欧各国，也不满于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不愿意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希望在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下，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世界各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战争的爆发几率。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改变了以前所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战争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它为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国内形势来看，“文革”结束以后，人心思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战略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外交是由内政所决定的，外交战略是由国家战略决定并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国内政治的基本内容、目标和特征决定了外交的基本内容、目标和特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中国外交战略的内容和目标也自然转向和平与发展，为国内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正是以上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转到了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完全独立自主。这样就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合作与安宁的周边环境，中国在改善和发展同美、日、欧关系的同时，开始考虑改善对苏关系。中苏对抗并不能消除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一点已为20年的历史所证明。而不消除这一威胁，中国将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国家安全，当然也就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从苏联方面看，苏联在援越侵柬和入侵阿富汗后，面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外交上的空前孤立。形势迫使苏联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而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缓解同中国的关系。可见，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中苏两国各自对外政策的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促使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上了日程。中国高层领导对于世界大战是否在短期内爆发的新的认识，中美之间在台湾等问题上矛盾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断表示要改善对华关系，苏美之间力量对比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一切构成了中国放弃“一条线”战略的重要依据。而放弃“一条线”战略，必然使长期以来紧张对峙的中苏关系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中苏关系正常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提出并开始实施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中苏两国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历史旧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以及苏联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坚持它的霸权主义，致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拖得很长，但是，正常化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停止。因为它符合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